“绝不上交给国家，这是我挖到的！”2018年，甘肃大爷翻修祖屋，竟挖出一箱银元宝

“绝不上交给国家，这是我挖到的！”2018年，甘肃大爷翻修祖屋，竟挖出一箱银元宝，经过鉴定以后建议上交，怎料大爷却说，这古董货币，给我2亿我就上交，否则不要烦我。 夜色深沉，甘肃某村的李集凤站在自家祖屋前，手中握着铁锹，脸上满是汗水和疑惑。月光洒在破旧的土墙上，映出一片斑驳。就在几小时前，他带着施工队翻修老宅地基，打算加固这栋百年老屋。谁知一锹下去，铲子撞上了硬物，发出清脆的“叮”声。 施工队停下手，围拢过来，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小心翼翼地挖开泥土。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箱逐渐显露，打开后，里面赫然是一堆白花花的银锭，沉甸甸地泛着幽光。 “这是啥？银子？”一个工人低声惊呼，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兴奋。李集凤皱紧眉头，蹲下身摸了摸那些冰凉的银块，脑子里一片乱麻。这些银锭，究竟是祖上留下的私藏，还是别的什么来头？更要命的是，他隐约听说过，挖到古董得“上交国家”。 可这是在自家地里挖出来的，凭啥要交出去？那一刻，他决定先把箱子藏起来，绝不声张。 几天后，李集凤带着几块银锭，忐忑地登上了当地电视台的鉴宝节目。他故意挑了个破旧的布袋装着，尽量不引人注意。节目现场，灯光刺眼，主持人笑着问：“大爷，您这带来的是啥宝贝？”李集凤咧嘴一笑，打开袋子，掏出一块银锭，现场观众顿时哗然。 银锭上刻着“光绪十三年六月”的字样，另一块则有“盐山县兴隆号”的标记。专家接过银锭，戴上白手套，仔细端详，眼神从惊讶转为凝重。 “这是清朝晚期的官银和商银！”专家语气激动，“官银是朝廷铸造，用于税收或赈灾，保存至今极为罕见。底部的‘光绪十三年’表明这是1887年的铸造，单这一块大锭，市场估价可能上百万。整箱加起来，保守估计价值千万！”台下掌声雷动，李集凤却笑不出来。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这得是多大一笔钱！ 可紧接着，专家话锋一转：“不过，大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地下出土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您这箱银锭，必须上交。”专家援引法律条文：“《文物保护法》第六条明确，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出土的文物，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属国家所有。” 李集凤愣住了，脸上的笑容僵硬，喃喃道：“啥？上交？我挖的，在我家地里挖的！” 回到村里，李集凤的家成了村民热议的焦点。有人羡慕他挖到宝，有人劝他赶紧上交，还有人偷偷问能不能私下卖几块。亲戚里有个年轻人翻出手机，查到一则新闻：河南一村民挖到青铜器，上交后只得了500元奖励和一面锦旗。年轻人撇嘴：“大爷，值千万的银子，交上去说不定就给几百块，你可得想清楚！”李集凤一听，心里更乱了。 他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清末，李家祖上曾出过一位举人，当过地方官，家里一度富甲一方。可到了民国，家道中落，只剩这栋老宅。那些银锭，会不会是祖上留下的救命钱？李集凤站在院子里，盯着老宅的土墙，脑海里浮现出祖辈在战乱中埋藏银子的画面。 他甚至幻想过，卖了银子，给村里的贫困孩子建个学校。可现在，专家说这是“文物”，得归国家，他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为了搞清楚银锭的来历，我搜索了清朝晚期甘肃地区的货币史。据《中国货币史》记载，光绪年间，甘肃因灾荒频发，朝廷曾铸造大额银锭用于赈灾。这些银锭多由官方银库管理，民间极少私藏。李集凤家发现的银锭，底部刻字清晰，符合官银特征，极可能是赈灾银锭的一部分。 这让李集凤的“祖传”说法蒙上了一层疑云：如果真是官银，祖上为何私藏？是贪污，还是另有隐情？[ 几天后，县文物局的副局长登门拜访，带来了博物馆的负责人。他们坐在李集凤家简陋的堂屋里，桌上摆着几杯清茶。副局长语重心长：“大爷，这些银锭是清朝的历史见证，放在博物馆，能让更多人了解咱们甘肃的过去。您上交，国家会给奖励，还会表彰您的贡献。” 博物馆负责人补充：“我们会妥善保存，定期展出，让您的发现造福后代。” 李集凤低头不语，手指摩挲着桌角。他想起了村里那所破旧的小学，孩子们挤在漏风的教室里。他曾幻想用卖银子的钱修学校，可现在，梦想似乎要泡汤。最终，他抬起头，声音低沉：“我不是不爱国，但这银子是我家祖屋挖出来的，凭啥白送？给个合理的价，我愿意交。” 几天后，李集凤与文物部门达成初步协议：银锭上交国家，他将获得一笔高于常规标准的奖励，具体金额未公开。银锭被送往省级博物馆，专家们开始研究其背后的历史故事。有人猜测，这些银锭可能与光绪年间甘肃的一次大赈灾有关，承载着那段饥荒与救赎的记忆。 这场风波渐渐平息，但它留下的思考却未停止。文物属于谁？个人与国家的界限在哪里？据国家文物局2024年数据，中国每年因盗掘和非法交易流失的文物高达数万件。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强调鼓励民间合法收藏，但对出土文物的归属仍坚持国家所有。 或许，只有平衡好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才能让更多“李集凤”心甘情愿让宝藏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