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仅43天，且并未结束，毛主席却提前离开，到底有何隐情？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结束了重庆之行，搭乘飞机回到延安。 飞机上天后，留在重庆的周恩来仍不放心，他指示电台一直保持同延安的联络，以等待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的好消息。 下午1时半，红岩电台收到延安急电，当周恩来看到“毛主席已安全返延”几个字后，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才安心地去睡觉。 毛泽东重庆谈判只待了43天，却面对了大量未知的危险，以至于在国共双方还有很多大问题没有敲定的背景下，就匆匆回到了延安。
临行前的忧虑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赢得发动内战的准备时间，连发三封电报公开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当时的国内外舆论大多认为这次邀请是一场“鸿门宴”。 中国共产党内大多数人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一致反对他前往重庆参加谈判。 解放区的许多老同志都表示：“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不安全。” 这些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就连国民党内部，都觉得蒋介石会在重庆对毛泽东痛下杀手。 比如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就曾经赤裸裸地指出，此次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 蒋介石此人，善于玩弄权术，一生从不讲信用二字。 他扣押过李济深，软禁过胡汉民，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后出尔反尔囚禁张学良，所作所为无一不让人胆寒。
此外，重庆作为陪都，密探如麻，特务猖獗，不能不让人心怀忧虑。 可是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并未将个人生死放在第一位，在权衡了大局以后，他还是决定启程入渝。 这次重庆之行是冒着极大风险去的。 毛泽东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蒋介石想在重庆除掉他，易如反掌。 建国以后，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把我请到重庆来谈判，说要两党联合，和平建国。当时我向党中央作了交代，到重庆后，如果蒋介石把我杀了或关了，那就由刘少奇同志来代替我。” 可以说，此次重庆谈判，毛主席已经做好了再也回不来的准备。 笑脸相迎背后 1945年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 同日下午3时30分，他们一行人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 当晚，中共代表由张治中等人陪同，赴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
宴会上，蒋介石告诉毛泽东：谈判中任何问题都可以坦率地提出来，尽量发表意见，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 可是毛泽东并不认可，他列举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说中国无内战，这是欺骗。 ” 对于内战存在与否的辩论，应该是重庆谈判中双方出现的第一个分歧。 在后续的谈判中，蒋介石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从后来公开的部分内容来看，蒋介石表面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内心却始终充满敌意。 例如他于9月8日在日记中写道：“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
9月20日在日记中写道：“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于此”； 9月21日写道：“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 ” 而在谈判过程中，对于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条件，蒋介石大部分都没有松口。 例如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他都无法接受。 此外，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而蒋介石只同意20师为最高限额。 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他干脆认定共产党是“狮子大开口”，完全不予以考虑，直接回绝了。 多方势力的博弈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于9月27日带着宋美龄飞往了西昌。 在去西昌的途中，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的报道。 毛泽东告诉记者，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 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内心深处的仇恨和郁结。 其实，在他的心目中，中共根本不是并肩抗敌的战友，而“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 他甚至在日记中历数“中共几大罪状”，例如破坏抗战、割据地盘、颠覆政府等等，一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嘴脸。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我们不难看出，即使国共合作取得了抗战胜利，可是蒋介石心里，依旧充斥着对于中共的强烈仇恨。 这种扭曲的仇视心态，注定了重庆谈判不可能达成一个完美的结局。 而蒋介石在日记中所书写的条条大罪，也不仅仅是为了过过嘴瘾而已，他实际上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事实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早就预料到了此次重庆之行必定杀机四伏，危险重重。 周恩来为了保护毛主席的安全，可谓做足了准备。 早在毛泽东抵达重庆前，周恩来就给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的钱之光、徐冰和张明发出最高等级的机密急电。 他在电文中郑重交待办，必须作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还亲自对毛泽东的警卫、住房、饮食、交通等作了具体指示。 毛泽东住进桂园后，他亲自检查了一遍房间里的睡床、坐椅，平时总是寸步不离主席的左右，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为了不影响住在隔壁的毛主席休息，周恩来在室内只穿袜子走路；和毛泽东外出参加各项活动时，他总是走在毛泽东的前面，观察周围的情况，充当贴身保镖的角色。 出席酒会时，他总会提前与各方人士干杯，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在酒里下毒，谋害毛泽东；参加宴会时，他总是先尝一下饭菜，觉得无异常情况才让毛泽东吃。 正因为有周恩来的周密保护，国民党特务一直没能找到动手的机会。 另一方面，蒋介石想要扣留并并惩办毛泽东，还同时面临着来自美苏两个大国的压力。 国民党的靠山是美国，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得罪，但是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 10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 显然，蒋此时做好了扣留毛泽东，并不惜和苏联撕破脸的准备。 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犹豫不定。
共产党刚刚带领解放区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旦国民党挑起内战，无疑会遭到来自国内外的舆论压力。 一旦处理不当，就是尽失人心，众叛亲离的结果。 匆忙赶回延安 就在蒋介石犹豫不决的时候，毛泽东于10月9日向蒋介石提出了告别。 当初蒋介石突然带着宋美龄飞往西昌，实际上让毛主席失去了谈判对手，国共两党间首脑谈判的态势处于终结状态。 因此早在10月1日，周恩来就正式向国民党方面明确提出，希望毛主席能够早日返回延安。 毛泽东之所以急着回延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苏两国态度的转换。 一方面，美国使者赫尔利向中共作出声明，表示国共问题是中国内政，应当由中国自行解决，这就意味着，美国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不再承担保护责任； 另一方面，周恩来拜访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的时候，被委婉地告知苏联大使会在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上置身事外。
种种因素，最终促使毛泽东加快了离开重庆的步伐。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双十协定》。 次日早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坐飞机离开重庆。 他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 回想起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蒋介石越来越觉得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 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可以战胜毛泽东。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这也许是蒋介石一生中做过的最错误的判断。 回顾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可谓波谲云诡、步步惊心。然而靠着毛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周恩来周密的保护措施，这趟重庆之行最终还是平安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