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陈公博即将被枪决，行刑前，他对身旁的狱警交代，床上有两件珍贵之物:好友兆铘赠的钢笔和日本天皇所赐的勋章，希望随葬，然而，法警等不及狱警回应，催促他赶紧赴死。 陈公博并非出身贫寒，相反，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陈志美是晚清提督，家境优渥，优越的家庭环境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自幼便熟读四书五经、历史典籍，又得“康梁传人”梁雪涛亲自教导，传统文化和新思潮的交汇在他身上碰撞出火花，这样的背景，本应让他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才。 1917年，陈公博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候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涌入校园，陈公博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展现出革命理想，他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抨击时政，立志要为国家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1920年，陈公博从学校毕业后回到广州，和谭平山他们一起创办了《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在陈独秀的推荐下，他甚至以广东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一大，彼时的陈公博，意气风发，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 中共一大的紧张氛围和激烈的争论让陈公博开始动摇了，当法租界巡捕发现会场时，他害怕被捕，竟以陪伴妻子游玩为借口，逃避了最后一天的会议，这或许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投降”，一次对理想的背叛，一次对责任的逃避。 1922年，陈公博因为支持陈炯明，和共产党彻底闹翻了，最后被开除出党，这一次，他彻底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走上了一条与革命截然不同的道路。 脱离中共后，陈公博并没有放弃对权力的追逐，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回来后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部，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手腕，迅速崛起，成为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之一。 然而，陈公博的政治投机主义本性，注定了他不会忠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廖仲恺被刺后，他立刻转向汪精卫，并在汪精卫的提拔下，步步高升，蒋汪矛盾公开之后，陈公博立刻选择了支持汪精卫，他不仅在政治上支持汪精卫，还在思想上不断“调整”自己的民族立场，从积极抗日转向求和，这一变化，最终让他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1938年，汪精卫选择了离开重庆，打算跟日本人谈判，陈公博起初并不认同，但在汪精卫的再三劝说和威胁下，他最终选择了追随。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了，陈公博当上了立法院院长，成了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他主动配合日本人，助推了日军侵华，他协助日军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压迫中国百姓，甚至多次亲自主持卖国条约的签署，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在南京，陈公博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强占女性，迫害抗日英雄，放纵贪欲，臭名昭著，他早已忘记了自己曾经的革命理想，彻底沦为了民族的罪人，在逃亡的路上，不管怎么躲藏，正义的追捕永远不会停止，最终，不管逃到哪里，躲多久，法律的审判总会找到逃脱者。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公博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整天提心吊胆，过得很不安稳，他带着家人逃往日本，化名“东山公子”，企图在日本隐姓埋名，苟且偷生，日本方面最初还想庇护他，但最终迫于国民政府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谴责，还是将他引渡回国。 陈公博被押解回国时，迎接他的是愤怒的群众，人们朝他扔烂菜叶和臭鸡蛋，表示对他这个民族败类的厌恶。 1946年4月，陈公博在苏州的高等法院接受了审判，在法庭上，他怎么狡辩都行，说自己是在“曲线救国”，然而，他的辩解苍白无力，无法掩盖他叛国投敌的罪行，最终，法庭判处他死刑。 1946年6月3日凌晨，陈公博被带出了牢房，他似乎对死亡并不恐惧，甚至还提出要换上一身干净的长袍，仿佛要去参加一场盛大的典礼，临走前，他还跟狱警说想把汪精卫给的钢笔和日本天皇赐的旭日大绶章带上，在他看来，这些东西象征着他的“荣誉”，是他一生“功绩”的见证。 然而，在旁人眼中，这不过是他的耻辱，是他罪恶的象征，狱警们对他的请求嗤之以鼻，冷漠地催促他上路，在刑场上，陈公博站定，背对法警。 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的罪恶一生，陈公博的家人不敢公开处理他的遗体，最终将他草草埋葬在一个无名之地，甚至不敢立碑，他曾经有过理想，有过抱负，却最终选择了一条背叛民族、背叛理想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