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敢对中国动武！”为了这个心愿，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在我国国防事业中。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即使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但他依然在坐在病床上进行工作，把心脏的最后一跳献给祖国。 2012年5月31日的阳光洒进北京医院的病房，却照不进林俊德院士日渐衰弱的身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却仍在与时间赛跑。 两小时前，这位74岁的老人突然对医生提出了第9次请求：＂我还有一个课题没做完，你一定要让我坐起来工作。＂这一次，他的语气近乎哀求，眼泪几乎要流出来。看着这位为国防科技奋斗一生的将军，医生无法拒绝他生命中的最后愿望。 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林俊德被小心翼翼地扶起，坐到了临时搬进病房的办公桌前。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糟糕——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腹水严重，手臂颤抖得几乎握不住鼠标。然而，老人的目光却异常坚定。 ＂电脑里有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藏在几万个文件夹中，我必须把它们整理好。＂这是他27天前被确诊为晚期胆管癌时就决定要完成的任务。从确诊那天起，他就放弃了用手术延长生命的机会，一心只想着完成手头的工作。 上午10点，林俊德颤抖地对女儿说：＂C盘我做完了。＂此时，他的手已经无法稳定地操作鼠标，眼睛也看不清屏幕。＂我的眼镜在哪儿？＂他问女儿。＂眼镜戴着呢，爸爸。＂女儿回答，病房里的人都忍不住哭了，却又怕他听见，只能用力捂住嘴巴。 病房里静极了，只有他按击鼠标的声音在继续。最终，他的老伴黄建琴轻声说：＂医生想叫你休息一会儿。＂ ＂坐着休息。＂林俊德回答，随后又说了一句令所有人潸然泪下的话：＂坐着比躺着好啊，我不能躺下，躺下了，就起不来了！＂ 那一刻，谁都明白，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但他仍坚持不懈地工作了74分钟，直到最后一丝力气耗尽。终于，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他回到了病床。 躺下后，林俊德再也没能起来。昏迷前，他艰难地再三叮嘱老伴：＂死后将我埋在马兰……＂几个小时后，2012年5月31日20时15分，这位参与了中国全部45次核试验的院士，永远闭上了眼睛。 林俊德走后，学生们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军装，老师几乎没有几件像样的便装，两件毛衣还打着补丁。而在他去世前三天，虽然手抖得厉害，却仍写下了338个字的论文评阅意见，字迹工整，没有一丝潦草。 1938年，在福建省永春县的一个偏远山村，出生了一个注定不平凡的孩子——林俊德。那时的中国，战火纷飞，贫困如影随形。林俊德的家庭一贫如洗，他小学毕业后就不得不辍学。然而，命运的齿轮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转动。 ＂没有共产党，怎么能有现在的我。＂这是林俊德常说的一句话。靠着政府的资助，他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1955年，17岁的林俊德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他光着脚丫，坐着闷罐车，走进了浙江大学的校门。大学期间，他没回过一次家，全靠政府发放的助学金维持学习和生活。 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山里的穷孩子，日后会将一生的命运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紧紧绑在一起。1963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进修的林俊德接到了一个神秘通知：立即收拾行囊，启程出发。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全国各地200多位年轻科技人员。 几经辗转，他们抵达了一个当时在地图上都无法找到的地方——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马兰核试验基地。当时，只有25岁的林俊德被分配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担任首颗原子弹冲击波压力自记仪研制小组组长。 在马兰，条件艰苦得难以想象。科研人员住在地窝子里，吃着窝头，喝着又咸又涩的地表水。没有实验设备，没有技术资料，林俊德和同事们只能根据美国、苏联少数解密的核试验资料和公开刊物上的文章，一点一点摸索前进。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上空响起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在人们欢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穿着防护服的林俊德已经逆行向核爆中心，搜寻记录爆炸数据的设备。当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成功时，总理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正是林俊德获取的精准数据，给了国家最有力的证明。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记录了中国首次核爆炸精准数据的仪器，竟然是林俊德用自行车轮胎、闹钟等零件自行设计制造的。这一成功，让他更加坚定：事关国家民族安危的国防尖端技术，必须靠自主创新。 从1964年到1996年，林俊德参与了中国全部45次核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大气层到地下。1967年，为了首次氢弹空投爆炸测试，他和同事们在零下20度的山顶呆了一宿，四肢被冻僵，却只抱怨＂温度还能再低点吗＂。1969年，中国转向地下核试验，林俊德又带领团队建立了十余种测量系统，为中国地下核试验安全提供了重要数据。 2018年，中央军委批准增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为全军挂像英模。在马兰烈士陵园，他成为第371位长眠于此的英灵，实现了＂死后将我埋在马兰＂的最后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