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建国后军内最大的行凶案发生在太原63军军部，我正在省军区教导队培训。副军长余洪信因作风问题被调查，他的枪支被收缴，他偷窃了警卫员的手枪，回家朝他老婆打了一枪，由于女儿的拦扰未打中。他随即跑到军长家敲门，黑着灯无应答。他又去敲政委的门，灯亮枪响把政委的老婆打死了。他快速从首长小院往外跑，正碰上高度近视的副政委，他立即开枪，由于是夜晚未击中要害。这时负责安保的一干部迎面走来，余洪信立即开枪将这名干部打伤，后逃至榆次麦子地自杀！ 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动辄以核武威胁中国，甚至计划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面对百万苏军集结在中苏、中蒙边界，中国政府意识到北方防务的紧迫性，迅速加强了该地区的军事部署。 余洪信，时任63军187师师长的他，于1969年11月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此时，63军正在内蒙古地区进行战备支边任务。内蒙古的特殊局势导致生产生活几乎停滞，商业活动瘫痪，物资严重积压。 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施军事管制，并指派余洪信负责巴彦淖尔盟的军管工作，同时还承担了张家口一带的北方边界指挥任务。 在履行军管职责时，余洪信采取了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这种做法类似于过去封建军阀的统治方式。军队的纪律性和严肃性被带到了地方，导致地方民众的生活环境愈加恶劣。余洪信虽以强硬手段推动地方管理，但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逐渐越过了应有的边界。 随着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国家局势再度发生剧变。尽管余洪信与事件本身无关，但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他个人的心态。他开始产生对军队和军人的怀疑，失去了曾经对军人职责的坚定信念。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余洪信逐渐堕落。他原本只是以强势手段管理地方，如看中商店中的手表直接拿走，第二天再派人送回。然而，这些行为很快变得更加极端，他开始对群众实施暴力，甚至非法拘禁和对女性进行侮辱和侵犯。 中央在1972年决定撤销内蒙古军管指挥部，相关人员返还原部队。余洪信的种种行为也因此被揭露，举报信直接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 举报信详细列举了余洪信的暴行，包括他对女性的侮辱和暴力行为，受到侵犯的女性人数高达33人。这一举报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关注，经过63军核查无误后，决定对余洪信做出严肃处理。 63军的常委会决定撤销余洪信副军长职务，并将其降职五级。余洪信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但这一处理决定引发了北京军区的不满。 经过再次处理，余洪信被召集至63军常委会，面对面听取军区的处理决定。余洪信的态度逐渐变得激烈，他不理解为何自己被如此严厉处罚。 余洪信向63军副政委宋双来询问是否还有其他处理决定，但宋双来只能简短地回答，表示上级已做出最终决定，并要求他加强思想反省。 5月17日，余洪信得知北京军区的副政委将亲自到访，这一消息使他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负担。他担心自己即将面临的是审判，无法接受从曾经的军中英雄到被判刑的结局。这个念头最终成为他崩溃的导火索。 当晚，军部礼堂正在上演《白毛女》，这一场戏让余洪信感觉自己被戏弄，仿佛成为了迫害喜儿的黄世仁。他的情绪在这时彻底崩溃，认为整个军部都在嘲笑他。 深夜，余洪信来到军部侦察连的手枪班，拿走了两把手枪。由于军部对他并未采取停职措施，哨兵并未阻止他。回到家中，余洪信将枪口对准了妻子，试图一枪了结这一切。然而，第一枪打偏了，正当他再次举枪时，女儿及时赶来阻止，救了妻子一命。 接下来，他并未停下脚步，继续前往军长的住处。他敲响了军长家的门，却无人应答。他又转向了政委的家。当政委的妻子邢玉荣听见敲门声准备开门时，余洪信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对着亮起的窗户开枪，邢玉荣当场丧命。政委未能及时救助妻子，只能迅速躲避。 余洪信清楚自己已无法回头，他朝军部大院外走去，却在途中遇到了副政委杨兆魁。毫不犹豫地，余洪信又举起枪，副政委被打伤。 余洪信在这一连串的行动后消失无踪。由于案件的敏感性，中央要求务必找到余洪信，无论生死。公安部接手了此案，著名刑侦专家乌国庆被派往调查。 为了防止他越境逃亡，边境警戒特别加强，甚至有误伤事件发生。多次线索的出现并未带来任何实质进展，连山西的各大山洞也都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但始终一无所获。 直到6月，山西榆次的两名工人报案称在麦田里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过一系列的检验，警方确认这具尸体属于余洪信。通过对尸体的腐败程度分析，推测余洪信可能在案发不久后便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