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支持取消“彩礼”、“嫁妆”这些习俗（除非它们只是出于父母对子女感情的一种赠予，而且赠予对象是自己子女）。
这点上我同意王菊的观点，彩礼 ≈ 婚姻买卖。在我们的法律没有对这种陋习进行限制、约束乃至禁止——现在是规范和默许——之前，谈订婚后、婚姻内的性同意权，确实有那么点怪怪的。
王菊的错误之处是，由此，他认为性同意权是相对的，这点我不同意。但是相关陋习的存在，对推广性同意权的意识，没有任何建设作用。
至于王提出成文法要尊重习惯法，这个论点有道理，但不适用本案。比如欧美的法律，尊重印第安原住民、伊斯兰宗教的一些传统习俗，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某些传统习俗违背了基本人权，那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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