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复旦教授朱东润被批斗，68岁妻子不堪折磨悬梁自尽。朱东润抱着妻子悲痛欲绝，突然，一张纸条掉在地上，上面写着：钱在口袋里。 1968年，对很多人来说是个没法平静的年份。那时候，复旦大学的教授朱东润日子不好过，因为被扣上了“反动学派”的帽子，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批斗。他是个学者，骨子里有股傲气，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死活不肯低头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可这股倔强没给他带来喘息，反而让批斗变本加厉。家里唯一的依靠，是他68岁的妻子邹莲舫。她看着丈夫一天天被折腾，心里的苦没法说，只能默默陪着。 朱东润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教书的知识分子，靠着学术吃饭。可那时候，知识分子偏偏成了靶子。他被拉去“教育”，挨批挨斗，回家时往往筋疲力尽。邹莲舫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但还是硬撑着操持家务，想让丈夫有个落脚的地方。可日子越过越难，她眼里的丈夫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学者，而是个被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人。 邹莲舫不是那种会抱怨的人。她68岁了，没读过多少书，但心疼丈夫的心谁都看得出来。她知道朱东润一辈子扑在学术上，没害过人，如今却被冤枉成这样，她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她想了个办法——把丈夫的学术成就写成大字报，贴出去，希望能帮他洗刷冤屈。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就是觉得丈夫不该受这罪。可这举动在当时太天真了，等于火上浇油。那些批斗的人哪管你说什么，直接把矛头转向她，把她也拖进了风暴。 一个68岁的老太太，哪受得了这种折腾？邹莲舫身体本来就弱，精神上再这么一打击，很快就撑不住了。她没跟丈夫商量，也没留太多话，就在某个朱东润出门“受教育”的下午，一个人在家选择了悬梁自尽。她走得很安静，像是不想再给谁添麻烦。临死前，她留了张纸条，写着对丈夫的愧疚和嘱托，把家里仅剩的钱留给他。这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举动，就是个普通女人最后的念想。 朱东润那天回家，看到妻子吊在那里，整个人都懵了。他把妻子放下来，抱在怀里，手抖得捡起那张纸条，看到“钱在口袋里”五个字时，心像是被掏空了。这五个字太简单，太直白，却像锤子一样砸在他心上。那一刻，他可能才明白，妻子不光是撑不下去了，还在用最后一点力气惦记着他。他没哭出声，但那种痛，谁都能想象有多深。家里没钱了，她还想着留给他活下去的希望，这比什么都让人难受。 这张纸条不是什么浪漫的遗言，就是实实在在的交代。邹莲舫知道丈夫以后得一个人过日子，她怕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没文化，写不出长篇大论，但这五个字里藏着她几十年的心意。她走得决绝，可又舍不得丈夫，这矛盾让人心里堵得慌。朱东润后来一直把纸条揣在身上，像个提醒，也像个惩罚。 朱东润和邹莲舫的缘分，始于1919年。那会儿是包办婚姻，朱东润是个有名的才子，邹莲舫却是个普通女子，没啥文化。外人觉得她配不上，可朱东润的母亲看中了她的贤惠，觉得她能顾家。朱东润孝顺，同意了这门婚事。婚后，邹莲舫果然没让人失望，家里收拾得妥妥当当，还试着学认字，想跟上丈夫的步子。朱东润慢慢被她感动，俩人从陌生到相知，成了真正的夫妻。 他们一起生了4个儿子3个女儿，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挺温馨。1937年，抗日战争来了，朱东润去了四川教书，夫妻俩分开8年。邹莲舫在家照顾老人孩子，没一句怨言。朱东润在外边惦记着家，经常写信回来。1946年，他终于回到上海，一家人团聚，日子虽然清贫，但彼此珍惜。可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的风波又把这一切打碎了。 邹莲舫走后，朱东润像是丢了魂。他整天坐在家里，抱着妻子的东西发呆，吃不下睡不着，人瘦得只剩骨头。他觉得自己没保护好妻子，满心都是自责。那张纸条他每天都看，看一次心就疼一次。他甚至觉得，要不是自己那么犟，妻子可能不会走这条路。可事情已经这样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活下去。 后来，他慢慢缓过来一点，决定为妻子做点什么。他拿起笔，写了一本传记，把邹莲舫的名字改成“李方舟”，自己叫“宋敦容”，书名叫《李方舟传》。他不敢用真名，怕再惹麻烦，但这本书里写满了49年的婚姻回忆——她的勤劳，她的付出，她的默默支持。他写得很慢，每写一段都像在跟妻子说话。这本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也让他重新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之后，他继续在复旦教书，把对妻子的思念埋在心里。晚年他一个人过，挺孤单，但没丢掉学者的坚持。他用教书育人填满日子，像是在替妻子完成什么。1988年，他93岁去世，走的时候很平静。有人说他最后是笑着走的，也许是觉得能再见到邹莲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