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季承悄悄把母亲彭德华接到北京与父亲季羡林相聚。季羡林得知后，将房间双人床换成单人床，满脸不高兴地说：“我死也不会跟你睡在一起。”
季羡林是世界上少数几位精通多种语言的学者之一，通晓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读俄文、法文，尤其精通吐火罗文。在北大的校园里，曾流传着一则趣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 一个刚刚考入北大的新生带着大包小包来到学校，忙乱中他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些事务。他费尽心思找到了报到处，完成了注册、分宿舍、领钥匙、购买饭票等一系列手续，整个人疲惫不堪。这时，他遇到了一位看似平凡的老人，老人提着塑料袋，神态从容，看起来没有任何急迫感。 新生以为他是学校的保安，于是将自己的行李交给了他看管。老人也没有拒绝，微笑着接过行李。次日，在开学典礼上，新生再次吃惊不已，那位看管他行李的老人竟然坐在主席台上，身上穿着正式的校服，原来他就是北大的副校长、东方学大师——季羡林。 季羡林于1911出生在山东省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这个家庭中有11个兄弟，而季羡林是唯一的男性后代。因此，他从小便肩负着家族的重任，也因此得以跟随叔父到城里读书。他常说，自己一生的运气就是“我生下来是个男孩”。 在中学时代，季羡林便开始学习英文和德文。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攻德文。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协议，季羡林顺利被录取，前往德国深造。 在办理护照时，季羡林在填写表格时写下了自己的生日为旧历闰六月初八日。由于西方习惯将日期写作月/日的顺序，这导致了误会，护照上的生日被记录为1911年8月6日。1986年，在江西庐山，季羡林公开承认，自己真正的生日是8月2日，至此误会才得以澄清。
北京的秋天总是来得很快。1961年的这个秋天，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枫叶已经开始泛红。季羡林的住所就在校园里，一个安静的角落。这天，他的助手正在帮他搬动房间里的家具。原本摆放在房间中央的双人床被移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窄窄的单人床。 季羡林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的变化。他的表情很平静，仿佛只是在处理一件普通的日常琐事。但当他得知妻子彭德华即将到来的消息时，却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话，表达了他的态度。这句话让整个房间的气氛瞬间凝固。 彭德华是被儿子季承接来北京的。她站在房间的角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她的穿着很朴素，与这间充满书卷气的房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房间里到处都摆放着各种语言的书籍，有德文、梵文，还有英文等。这些书籍是季羡林多年来潜心研究的见证，也是他与妻子之间无形的隔阂。 这对夫妻的婚姻是在1935年缔结的，那时的季羡林刚刚大学毕业。按照当时的风俗，这是一桩由长辈做主的包办婚姻。婚后不久，季羡林就前往德国求学，一去就是十一年。在这漫长的分离岁月里，彭德华独自在家，抚养年幼的季承，过着清苦的生活。 季羡林的书房是这个住所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靠窗的书桌上堆满了各种文稿，墙边的书架一直延伸到天花板。这里的一切都体现着主人的学术气质：笔筒里插着多支钢笔，书桌上放着几个印章，还有一些写满批注的稿纸。但在这样的环境里，彭德华显得格格不入。 季羡林和彭德华育有一子一女，长女季婉如和儿子季承。在他们眼里，父亲对家庭缺乏感情，无法感受到父亲的关爱。季羡林在德国度过了十年，这段时间里，姐弟俩一直与母亲和祖母生活在老家。对他们而言，父亲始终是缺席的。他们或许也曾在心中幻想过父亲回家时的温馨场景，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回忆起童年，季承提到，父亲当时在距离家一百多里的地方工作，每个月都会骑着自行车回来一次。然而，父亲每次回来并不会带一些糖果或零食给他们，倒是总会带回来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比如一盒跳跳棋或一本《少年文艺》，还会亲自下厨做些饭菜。 季羡林长期不在家，那他回到家时应该加倍疼爱孩子，来弥补这些年不在身边的亏欠。季羡林在朋友和同事眼里，是一位大方热情、乐于助人的人。他曾向国家捐赠贵重文物和书籍，向家乡捐款盖小学，也曾将稿费捐献给党组织。然而，在家庭成员眼中，季羡林与外界的形象大相径庭：他对外亲近、对内冷淡；对外慷慨、对家人却小气。 2007年，96岁的季羡林住院时，香港著名影星林青霞前来探望。朋友问季羡林是否认识林青霞，他瞥了一眼朋友，笑着说：“全世界都知道。”这一幽默回应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季羡林回到北大家中后，收到了一份令人意外的惊喜。往日养的猫认出了他，扑到了他的怀里，不肯离开。见此情景，季羡林一如既往地幽默地说：“谁说猫猫是白眼不认人，应该平反。”其实他已经被猫的举动深深感动。 尽管季羡林已经高龄，身体也不再如年轻时那般强健，他依旧坚持每天去北大图书馆，翻阅大量书籍，寻找与糖相关的史料。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他的《糖史》终于在1981年到1998年间出版，这本书历时将近二十年的酝酿，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