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位苏联克格勃上校在莫斯科街头被警察活活打死，最终克格勃以牙还牙，处死了4名直接参与谋杀的警察，还间接逼死了内务部部长。 40岁的阿法纳西耶夫在克格勃情报部门担任要职，负责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事务。生日当晚他与同事聚餐后独自返家，过量饮酒导致他在莫斯科地铁站失去意识。 两名地铁工作人员发现这位醉汉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趁其神志不清实施盗窃。阿法纳西耶夫被翻动衣物的动静惊醒，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 闻讯赶来的巡逻警察未核实身份便介入事件，将这位满身酒气的中年男子当作普通闹事者对待。 现场警察在控制过程中发现对方衣袋里的克格勃证件，这本该成为化解危机的转机，却因当事警员判断失误酿成大祸。参与行动的警长担心盗窃事件暴露自身渎职行为，指使下属强行收缴证件。 在持续升级的肢体冲突中，四名警察对失去反抗能力的阿法纳西耶夫进行殴打，最终导致其颅脑损伤陷入昏迷。为掩盖罪行，涉案人员将重伤者丢弃在郊外废弃仓库，伪造抢劫杀人现场后集体串供。 第二天清晨，克格勃总部接到系统内高级官员失踪的紧急报告，调查人员通过地铁站监控锁定事发经过，七十二小时内便掌握全部涉案人员信息。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督导案件侦办，在莫斯科警察总局的档案库中调取出涉事警员的完整履历。这些警员过往的违纪记录显示，其所属分局长期存在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等问题，而内务部监察系统对此长期视而不见。 案件性质随着调查深入发生根本转变，阿法纳西耶夫生前经手的数项机密项目涉及对北约军事部署的监控，其随身物品中存有未归档的加密文件。 克格勃技术部门在郊外仓库寻获的公文包内，部分文件存在人为翻动痕迹。这一发现使得普通刑事案件升级为危害国家安全事件，直接触发克格勃与内务部的正面冲突。 内务部长晓洛科夫在事件曝光后采取消极应对策略，以“需遵守司法程序”为由拖延涉案警察移交。这种态度激化了两大部门的固有矛盾，克格勃随即启动针对内务系统的全面审查。 通过交叉比对内务部人事档案与警察局财务记录，调查人员发现涉事警局存在系统性腐败，部分非法所得甚至流向更高层级官员。 在安德罗波夫授意下，克格勃特别法庭对四名涉事警察进行秘密审判。审判材料显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供出上级包庇渎职警员、篡改案件报告等关键信息。 尽管内务部法律顾问提出管辖权异议，克格勃仍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对四人执行死刑。 莫斯科警察总局某副局长在案件审理期间突然身亡，法医鉴定结果确认为自杀，但现场遗留的未销毁文件暴露出其与内务部高层的资金往来。 事件后续影响持续发酵。安德罗波夫借助舆论攻势，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强调内务系统改革的必要性。大量关于警察贪腐、滥用职权的证据被提交至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在三个月内接连遭受六次党内质询。 面对无法辩驳的渎职证据和日渐孤立的处境，这位执掌内务部十五年的实权人物最终提交辞呈，其继任者由克格勃推荐人选担任。 权力格局的剧变并未随着人事调整结束，克格勃借机推进监管体系改革，在内务系统增设直属监察办公室，要求各级警察单位定期提交行动报告。 莫斯科警察总局进行建局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员清查，三百多名警员因违纪问题被开除或调职。 1981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机关监督条例》明确规定，涉及情报人员的案件必须第一时间通报克格勃。 20年后的档案解密揭示出更多细节，原内务部机要秘书的回忆录提到，晓洛科夫辞职前曾试图寻求勃列日涅夫支持，但当时苏共领导人更倾向维护克格勃权威。 莫斯科警察总局1980年度预算报告显示，该局当年特别经费支出激增三倍，恰好对应案件处理期间的活动开销。这些零散信息拼凑出权力斗争的完整图景，印证了当年外界对事件政治属性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