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电视剧《风筝》柳云龙原型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对看守说自己肚子疼要去上厕所，看守将他的牢房打开，还让他早去早回。没想到的是，范纪曼竟然靠着一块木板成功逃脱。 1949年4月19日的夜晚，上海依然笼罩在混乱与恐慌之中。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死一般的寂静被偶尔传来的脚步声打破。在这个阴森的地方，每一个被关押的人都心知肚明——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权正在进行最后的疯狂报复。 此时的范纪曼已经在这座牢笼里关了整整一个月。自从3月初情报人员沈寒涛叛变，他的特务身份被彻底暴露后，敌人就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折磨。然而无论敌人使出什么手段，这个看起来并不强壮的中年男人始终紧闭双唇，半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透露过。 就在这个时候，范纪曼注意到了牢房角落里的那个破旧脸盆，还有他之前悄悄藏起来的一块木板。这块木板原本是用来垫床的，但现在却可能成为他逃出生天的关键工具。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海中迅速成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当值班的看守开始打盹的时候，范纪曼知道机会来了。他开始大声呻吟起来，声音中透着痛苦和绝望。＂哎呀，肚子疼得要命，受不了了！＂他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在牢房里来回走动，装出腹痛难忍的样子。 看守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惊醒了。虽然范纪曼是个重犯，但毕竟曾经是国民党内部的人，而且现在还没有正式执行死刑。看守不敢轻易处理这种情况，只能起身去给他找药。＂你等着，我去拿点药来。＂看守说着就匆匆离开了。 这就是范纪曼等待的时刻。看守的脚步声一消失，他立即行动起来。他把那块木板和脸盆紧紧抱在怀里，悄悄走到牢房的围栏边。 他先把脸盆倒扣在地上，然后将木板斜搭在脸盆和围栏之间，形成一个简易的跳板。这个角度必须恰到好处，既要能够借力，又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范纪曼深吸一口气，助跑几步后踩上了这个临时搭建的＂梯子＂。 在第五次尝试时，范纂曼成功地借助木板和脸盆的组合，一个纵身跳跃翻过了竹篱笆。着地的瞬间，他感到膝盖传来一阵剧痛，但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自由的空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甜美过。 成功越狱后的范纪曼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中，而是直接找到了地下党领导徐淡庐。在那个动荡的夜晚，徐淡庐为他安排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当范纪曼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他回想起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从一个普通的四川青年，到成为游走在刀尖上的双面间谍，这条路走得实在太不容易了。 那是在1930年的上海，正在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本来是件大事，可是没想到出了叛徒，会议地点被泄露了。范纪曼一时不查，被国民党抓了个正着。在监狱里关了整整三个月，敌人对他用尽了各种酷刑。电击、老虎凳、灌辣椒水，什么手段都用过了。但范纪曼就是咬紧牙关，一个字都不肯说。 出狱以后，由于上海的情况太复杂，范纪曼联系不上组织，就和彭雅萝一起去了北平。在北平，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党组织，可是当时上海那边的组织关系已经乱了套，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他的党籍。但范纪曼没有灰心，继续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 在北平的这些年里，范纪曼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还考上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他特别喜欢读书和学语言，几年下来，日语、俄语、英语都说得相当流利。这个本事后来可帮了他大忙。 1943年春节期间发生的那件事，彻底改变了范纪曼的人生轨迹。那天他和彭雅萝一起去老相识郑大姐家做客，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刘尊祺。这个人表面上是苏联塔斯社驻北平的记者，实际上干的是情报工作。两个人一聊起来就特别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通过刘尊祺，范纪曼又认识了《大晚报》驻北平的特派记者刘逸樵。刘逸樵一听说范纪曼精通好几种语言，眼睛立刻就亮了。他让范纪曼帮忙翻译一些日文资料，范纪曼干得相当出色。刘逸樵看出了范纪曼的潜力，就跟他摊牌了：＂我实际上是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工作的，觉得你很适合干这一行。＂ 范纪曼听了之后，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从那以后，他就住在刘逸樵为他安排的房子里，每天的工作就是收集各种报纸，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情报信息。这活儿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需要很强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 后来刘逸樵要去西北执行任务，临走前对范纪曼说了一句话：＂星星长明于夜空，虽不如闪电流星般耀眼夺目，却不会稍纵即逝，长挂于夜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像他们这样的情报人员，虽然不像前线的战士那样轰轰烈烈，但也是在自己的战场上默默奉献，十年如一日地为前线提供重要情报。 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范纪曼。在北平的五年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情报工作的各种技能，为日后的间谍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北平的局势变得不再适合他们继续待下去时，范纪曼和彭雅萝又回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