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亡？天理难容！朱元璋的“亲王岁禄万石”为王朝种下灭亡的种子。
1384年的寒冬，南京皇宫大殿飞雪，明太祖朱元璋挥毫写下这道铁律，为子孙后代的富贵生活定了调。这位出身贫寒的帝王恐怕难以预料，两百年后，他的子孙竟霸占了河南三分之一的良田。开封周王府一次宴席，竟要宰杀三十头猪，而陕西的百姓却只能啃食树皮和观音土果腹，苟延残喘。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这并非偶然事件，而是长期积累的制度性弊端最终爆发。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设立宗藩制度，本意是用血缘关系维系统治，却无意中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寄生群体。万历年间，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都用来供养二十万宗室成员。福王朱常洵在洛阳封地，就拥有相当于河南省八分之一耕地的广袤土地。
这些皇室成员不仅吞噬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还凌驾于法律之上。嘉靖年间，代王府的家奴竟敢当街殴打县令，然而刑部却因为“宗室成员不应与平民同罪”而不敢追究。到了崇祯末年，山西巡抚蔡懋德上奏朝廷：“山西百姓流离失所，饥饿难耐，而宗室的粮仓却堆积着够十年食用的粮食。”这种制度性的掠夺，彻底摧毁了朝廷在民间的根基。
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的改革，是明朝最后的自救尝试。他通过重新丈量土地，增加了2.8亿亩耕地。他死后遭到清算，也暴露了明朝制度的脆弱性。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权力斗争，导致了财政体系的严重畸形。天启年间，魏忠贤设立“辽饷”、“剿饷”、“练饷”等名目加征赋税，理论上可以增加两千万两白银的收入，但在实际操作中，层层盘剥，陕西农民的税负暴增640%，而户部实际收到的税款却不到预算的三成。
苏州织造太监孙隆更是荒唐至极，他将税银铸造成十二生肖金夜壶，壶底刻着“皇恩浩荡”四个字，而城外却饿殍遍野，这赤裸裸的对比令人触目惊心。这种从上到下的财富掠夺，导致崇祯末年国库空虚，库存白银不足四十万两，而江南富商却私藏着超过两亿两白银。
明朝的军事力量也在双重腐蚀下土崩瓦解。1595年的蓟州兵变，戚继光训练精良的三千浙兵因军饷被克扣而哗变，朝廷竟采用诱杀的卑劣手段。这种“杀良冒功”的歪风邪气一直延续到崇祯年间。山海关守军冬天吃马肉充饥，而兵部官员却还在倒卖军粮。1639年，宣府镇查获一起贪污案，总兵王承胤虚报兵员一万二千人，每年贪污军饷十五万两。
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时，号称“九边精锐”的明军实际缺员率高达67%，京营十一万人马，只剩下三万老弱残兵，曾经令蒙古铁骑闻风丧胆的神机营，火炮因缺乏保养，炸膛率高达三成。
知识精英阶层的堕落也加速了王朝的灭亡。东林党人标榜“家国天下”，却暗中隐匿田产，逃税漏税。科举制度沦为权钱交易的工具，考生行贿受贿，屡见不鲜。崇祯十七年间，内阁更换了五十位辅臣，却无人能扭转乾坤。思想禁锢更是雪上加霜，官员阿谀奉承，不敢直言。
明朝并非没有发展机遇。隆庆开关后，来自马尼拉的大帆船每年输入四百吨白银，刺激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现。但统治集团未能将经济活力转化为制度创新，反而变本加厉地掠夺。万历年间派出的矿监税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仅1602年就引发了二十七座城市的民变。当欧洲列强开始争霸海洋时，明朝水师却衰败不堪，不得不雇佣海盗郑芝龙抵御荷兰人。
1645年，扬州城破，南京的秦淮河依然歌舞升平，弘光朝廷还在为“太子真伪”争论不休，而清军已经用红衣大炮攻破了史可法死守的城墙。这种从上到下的认知断裂，是明王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正如黄宗羲所言：“他们一旦得势，就敲骨吸髓，离散天下百姓，只为满足一己私欲，视为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