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花和尚”苏曼殊在上海广慈医院暴毙，时年34岁，生前谈过28位女朋友。汪精卫、鲁迅等好友整理遗物时，在床底下发现他奇葩死因。 苏曼殊，生前人称“花和尚”，是广东香山县（今珠海市沥溪村）人。父亲是广东商人，母亲是日本人。1884年生在日本横滨，小时候跟父亲回广东，半个中国人、半个日本人，身世挺复杂。在旧社会，混血这身份处处碰壁，他小时候还真是吃了不少苦。 12岁那年得了大病，家里居然把他扔柴房“等死”，结果这小子命硬，愣是挺了过来。后来他经常自嘲，说这辈子大概就是不太走寻常路，啥都赶上了。 苏曼殊小时候聪明，喜欢读书写画，还特别擅长外语。后来机缘巧合，去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的校友，日文、英文、梵文，样样都学过。别看他人不高，书画文章样样行，典型的文艺才子。 可是苏曼殊的命运，注定和别人不太一样。家里人瞧不起他，外人也拿他当“外来户”。他性格里有股叛逆劲，十五六岁的时候，先后去了三次寺庙出家。第一次是觉得家里太冷清，第二次是初恋姑娘菊子被逼死，实在想不开，第三次则是对社会大失所望。可以说，每一次剃度都是人生的大转弯。但讲真，他骨子里其实不信清规戒律，佛门和红尘，来去自如。 说起他名气大，原因不少。一来他是个才子，诗文画画都拿得出手，写的《断鸿零雁记》成了民国言情小说的鼻祖。二来他的朋友圈够牛，鲁迅、汪精卫、柳亚子、陈独秀，这些近现代大佬都和他交情不浅，甚至还帮他料理后事。最特别的，是他身上的传奇色彩，半僧半俗，诗酒花丛，一生情债未了。 有不少人只记住苏曼殊“情僧”的标签，觉得他“谈过28位女朋友”，还都写进了账本里，名字、住址一应俱全。实际上这数字多少有点夸张，但不能否认他确实是情场浪子。青年时代，他本来是个才俊，外形斯文，谈吐不凡，青楼歌妓、文人闺秀，和他来往的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他的感情往往结局都不太好。最著名的就是和日本姑娘菊子的故事。那是真正的青涩初恋。可惜双方家庭都不同意，苏家人还直接找上菊子家，把小姑娘打了一顿。结果菊子想不开投海自尽，这一下把苏曼殊打击得彻底。从此他对人生、对感情，都有了一种淡淡的愁绪和不甘。后来写诗、写小说，十有八九带着点“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意味。 但要说他彻底沉沦，也不尽然。苏曼殊那种人，伤心归伤心，转身照样在酒楼青楼里寻欢作乐。有人说他放浪不羁，其实他骨子里还是重情重义。对待那些交往过的姑娘，他记得清清楚楚，但并不随便。他在账本上写着谁是谁，反而像是在纪念一段段真情。 苏曼殊还喜欢和朋友们讲自己的人生道理。他说：“人活在世上，要么苦中作乐，要么乐中带苦。”这话看着矛盾，其实挺有生活味。细细一想，人生哪有真的容易的呢？有时候，他拿自己嗜糖、暴饮暴食自嘲：“吃点甜的，日子就没那么苦。”有点像咱们平常人，没钱了也得犒劳自己点小零嘴儿，不然这天都没法熬。 说到苏曼殊的事业，那更是五花八门。他不是正儿八经的和尚，却三番两次挂单寺庙。佛家戒律他全不在意，袈裟一脱，照样大鱼大肉、诗酒放歌。民国那会儿，社会动荡，知识分子想要图个清静太难，他干脆一半当僧人，一半做文人，什么都不耽误。 可他又不是只会风花雪月，真有点家国情怀。辛亥革命前后，他是“南社”的骨干成员，跟着陈独秀、章太炎、柳亚子这帮人整天写文章、办报纸，鼓动反清革命。搞翻译也有一手，《悲惨世界》《拜伦诗选》都出过他的译本。后来袁世凯窃国，他写檄文反对；孙中山北伐，他又跟着南下北上。有时候，他甚至连生活都顾不上，朋友送他钱，他不是用来买书买画，就是一转身全花在糖果和青楼里了。 他这人，骨子里其实很孤独。出身尴尬，三次出家，漂泊无根，感情不顺，革命也时有挫折。可他自己有办法排遣这点苦。他靠写诗画画，把心里的不甘都发泄出来；靠吃吃喝喝，满足身体的小愿望。 历史上像他这样能文能武、能哭能笑的人不多。有人说他是“疯和尚”，可他写的诗，那股幽怨的味道，几十年后还让人回味。比如那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要说他不懂人生，那才叫奇怪。 话说回来，1918年5月，苏曼殊突然暴毙在上海广慈医院，终年三十四岁。死因说来也有点唏嘘。其实他早年身体就不好，暴饮暴食，糖吃得太多，胃肠本就积劳成疾。临终那晚，他本来就胃痛难忍，医生再三嘱咐千万不能吃甜的，他偏不听劝，自己跑出去买糖炒栗子，还拔了金牙当钱。 结果第二天护士查房时，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朋友们赶到医院，收拾遗物时一掀床底，傻了眼，全是糖果纸、栗子壳，还有没吃完的糖。这不是“命里带甜”吗？有人替他惋惜，说他这一生实在太浪费了。 那天去世消息传出来，上海文人圈子都沸腾了。鲁迅、汪精卫这些老朋友都来了，帮他收拾遗物、料理后事。最后他被葬在杭州西湖孤山，和名妓苏小小的墓隔着一条湖。有人说，一个情僧、一个名妓，南北相对，这或许也是一段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