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管理着一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最不能容忍亲属搞特殊化。 说起总理周恩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他的鞠躬尽瘁，是他外交舞台上的风度，是他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身影。但对他的亲属而言，记忆更深的，是他那份对“特殊化”的坚决抵制，甚至近乎苛刻的自律。 1950年代末，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几个孩子。不是总理的子女，而是他弟弟周恩寿的孩子——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原因也简单：他们家住的地方太挤了，孩子上学需要稳定住所。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孩子，所以这几个侄子侄女成了他们生活中最亲近的“小辈儿”。但哪怕如此，孩子们在西花厅并没有享受“特殊待遇”。三个孩子一间屋，不准用任何身份上的“便利”。连看场电影都不可以。 “什么时候全国老百姓都能去北戴河避暑了，你们才能去。”这是邓颖超的话，背后是周恩来的态度。周秉宜后来回忆说，“伯伯从来不让我们去搞什么特别享受，连周末中南海礼堂的电影都不让我们去。” 而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份严厉背后的细致和体贴。 孩子们家里经济困难，父母工资不高，周恩来自己掏工资补贴这个“大家庭”。卫士们后来回忆，有时候这笔补贴甚至占到了总理工资的一半。而他自己呢？衣服补了又补，内衣、睡衣都穿了多年。 有一次，他们去看病中的邓颖超，进颐和园，周恩来特地叮嘱随行人员买票进门：“我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搞特殊。” 1965年，周秉宜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想请伯伯指导志愿填报。 “你想报哪？”总理问。 “工艺美院。” “工艺设计和老百姓生活关系很密切，现在我们出口商品包装太粗糙，国际市场卖不上价，要改变这个局面，得靠你们。”没有直接说“好”或“不好”，却指明了方向。 于是，在同学都去报考浙江美院时，周秉宜一个人守在宿舍，等着工艺美院的招生。 还有周秉华，高中毕业后想去山西插队。总理一听，高兴得很：“我支持你去做个农民！” 但现实变了，周秉华被征兵。他忐忑地来向伯伯请示，周恩来听完，只说了一句：“服从组织。”并补了一句，“你当了兵，将来复员后还可以去当农民。” 1969年，周秉和作为知青在陕北插队，第二年被新疆军区选中参军。当时全国招兵是件光荣事，他满心欢喜地去当了兵，还专门写信告诉伯伯和七妈。 结果呢？收到的回信里写着：“你父亲正在接受审查，按政策你不能参军。我们已经联系新疆方面，让你复员回去继续插队。” 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国务院总理，国家事务千头万绪。但他还是亲自翻政策，确认规定。没有为亲人说情，也没有想办法“通融”。反而亲自联系军区，要把侄子退回农村。 你能想象，一个刚穿上军装的年轻人，听到这个决定时心情有多复杂。回去之后，他病倒了，情绪低落。但仍旧没一句怨言。后来病中写信回报，邓颖超回信鼓励他，信里一句“我们都在惦着”，让他在陕北的山沟里落泪。 真正打动人的是，尽管要求严苛，周恩来对亲属并不是冷漠。他希望他们成长，希望他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但这个“路”，必须是政策允许的路，是人民认可的路。 1972年，政策变了，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周秉和报名清华大学，是贫下中农推荐、基层单位批准的。 进校后，他去看望伯伯。周恩来问他的第一句话是：“有没有走门路？” 当听到侄子是靠群众推荐、政策允许录取后，总理才真正放心，笑了。 不是不疼爱，而是把标准定在大家都能接受的尺度上。不是不照顾，而是严格限制在公平、公正的范围里。 我们今天常常听到“公私分明”“不搞特权”这类话，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在那样的权力中心，要做到这一点，难得太多。 周恩来的侄辈们没有人靠伯伯“走捷径”；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插队、复员、住小屋、干农活，甚至还会因政策原因被“退兵”。而这些，恰恰是他们作为“总理亲属”留下的最特别的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后，他们回忆起周恩来时，几乎都会提到：“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搞特殊。” 在这个“大家”里，周恩来不是家长式的权威，而是用行动带领家人明白什么叫“公道”、“规矩”和“人民”。 他是总理，位高权重，却能做到不为亲属破一条规、不为感情通一个情；他是伯伯，却又能掏出自己工资补贴侄辈生活，从不声张；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把“为人民服务”贯彻在日常生活里的人。 这样的“大家长”，今天看起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正是这种“铁面”，换来了后辈几十年后的敬重、缅怀与自豪。 所以，那些说“家风是一个人立身之本”的话，不是口号，是在无数个不为人知的小细节中，一点一滴塑造出来的。 周恩来做到了。也留给我们后人一个清醒的答案：真正的“特殊”，不是享受什么特权，而是能在权力面前，守住一份公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