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决朱君友，可朱君友被带出牢房后却发现，负责押他上刑场的2名特务竟频繁朝他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 1949年，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新中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西南重镇成都成了国民党最后的挣扎之地。那时候，毛人凤作为保密局的头子，手握生杀大权，负责清理一切可能威胁国民党撤退的人。监狱里关满了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甚至还有些被怀疑不忠的国民党内部人员。朱君友，就是这混乱局势中的一员。 这年头，局势乱得像一锅粥。国民党高层忙着跑路，底下的人心惶惶，有人想着投诚，有人还死心塌地执行命令。毛人凤这种人，心狠手辣，绝不会手软。他下令处决政治犯，就是要在撤退前把“隐患”铲干净。可历史总有意外，朱君友的故事，就是这血腥镇压中的一个例外。 朱君友，1917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家里是大地主，号称“朱半城”，在当地有钱有势。他小时候日子过得舒坦，上的是好学校，穿的是好衣服。可到了1930年代，日本鬼子打进来，全国乱了套。朱君友亲眼看到乡亲们流离失所，心里那股火苗就烧起来了。 1938年，他还在中学念书，就跑去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那时候他才20出头，满腔热血，走街串巷发传单，喊口号号召抗日。家里人急得不行，劝他别瞎折腾，可他铁了心，觉得自己不干点啥对不起国家。 抗战胜利后，朱君友考进四川大学学法律。1945年毕业后，他没选安稳日子，而是接着干革命。1946年，他通过民盟领导人张澜的秘书范朴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在成都负责分部的财务工作。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给地下活动凑经费，家里还成了秘密联络点。他这人，骨子里有股倔劲，认定的事就一条道走到黑。 到了1949年11月，成都还在国民党手里，朱君友却因为传递进步书籍暴露了身份。他在玉带桥附近被特务抓了个正着，关进将军衙门特委会的监狱。审讯的时候，特务下手狠，他身上被打得没一块好肉，可他硬是没松口。这样的硬骨头，自然上了毛人凤的“黑名单”。 毛人凤，国民党保密局局长，特务系统的老大。这家伙不是什么好鸟，手上沾满了血。他1949年12月初跑到成都，和特务头目徐中齐等人密谋，要在撤退前把狱里的政治犯全干掉。12月3日，他签了一份名单，上面列了36个人，朱君友就在其中。这份名单，就是他们的催命符。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打下重庆，成都眼看着守不住了。毛人凤急了，怕这些政治犯活着落进共产党手里，泄露机密或者反过来帮敌方。所以他下了死命令：一个不留。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用血腥手段震慑人心，给国民党撤退争取时间。这种人，冷血得很，压根不把人命当回事。 12月6日深夜，监狱里开始行动。36个政治犯被点了名，朱君友也在其中。他被拖出牢房时，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到头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完全出乎意料。 朱君友被押出牢房后，负责带他的两个特务杨夷甫和徐季达，表现得很奇怪。杨夷甫是朱君友的舅子，当初迫于家族压力才加入国民党，心底对共产党其实没多少敌意。徐季达则是杨夷甫的搭档，俩人关系铁，对朱君友的遭遇多少有些同情。 在押送路上，这俩人没直接把他往刑场带，而是频频朝他使眼色，示意他别吭声。朱君友本来满心绝望，看到这举动，心里不由得打了个问号。他隐约猜到，这可能是条生路，但也不敢确定，毕竟这时候谁都可能反水。 后来才知道，朱君友的父亲朱茂才动用了家族关系，花了大价钱贿赂了特务头目徐中齐。徐中齐收了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杨夷甫和徐季达放朱君友一马。俩特务不敢明着放人，就用这种暗号提醒他配合，别坏了事。结果，他们没去刑场，而是绕道把朱君友带到城外一间破农舍，让他天亮前赶紧跑。 朱君友逃过一劫，可其他35个同志就没这么幸运了。12月7日夜，国民党在成都十二桥附近的防空壕搞了大屠杀。杨伯恺、王干青这些名字，都成了烈士。他们被押到那儿，挨了枪子儿，血流了一地。尸体被胡乱埋了，后来才被挖出来安葬。这事儿，后来被叫作“十二桥惨案”，是国民党垮台前的一场血债。 朱君友在兄长接应下，藏到乡下草垛里，熬到12月27日成都解放才回来。1950年1月，解放军把十二桥的烈士遗骨迁到青羊宫烈士陵园安葬。公祭那天，成都老百姓哭成一片，朱君友站在墓前，眼泪止不住。他活下来了，可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总觉得自己欠了那些牺牲的同志点啥。 他后来留在成都，经常去陵园看战友。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那段经历，他声音哽咽地说：“我这条命，是他们换来的。”这话听着简单，可分量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