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旗帜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位远在湖南平江的老太太却指着报纸上主席的照片，对女儿说道：“崽类，咱们得找他还钱了。” 这个老太太叫做向振恺，是杨开慧烈士的姨妈。她还有个女儿，名叫钟瑾怀。 别看老太太向振恺一辈子没离开过湖南，但论起家世，在本地算得上有头有脸。她出生在平江的“向家砖屋”，说是砖屋，可在过去农村这可是稀罕东西,祖上是清朝进士，家教严、亲情浓，虽没啥显赫官职，但亲戚之间最讲究一个“帮衬”。 向振恺年轻时，生活其实并不宽裕。她19岁嫁到钟家，辛苦操持，早早丧了丈夫，家里就她和独女钟瑾怀。日子过得紧巴巴，却一点没丢下对亲戚的那份情分。 这要说到杨开慧。她是向振恺的外甥女，也是著名的烈士。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是向振恺的亲妹妹。杨家和向家本就是世交，两家走得极近。杨开慧聪明有主见，小时候常来姨妈家玩。后来嫁给了毛主席，两人志同道合，一起投身革命。那个年代，革命说白了不光是理想，还是个“烧钱”的活。办书社、印宣传单、照顾地下党员，这些哪样不花钱？但革命家庭出身也不是富得流油。 1920年前后，毛主席和杨开慧结婚不久，就遇到难处了。毛主席要在长沙办文化书社，缺钱缺得厉害。杨开慧回了趟娘家，悄悄和姨妈说了心里话。向振恺没多问，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银元，一包包攒着，最后一股脑儿交给了杨开慧。“你们做大事，这钱留着也没啥用。”这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话，可当时，100块大洋可是普通人家几年的口粮钱。她没有犹豫，甚至没和女儿商量。 那一刻，她就是觉得自家人，能帮一把是一把。她心里明白，这钱也许很难等到还的时候，但答应了就得给。 说到底，这笔钱只是个由头，更深的，其实是命运的牵连。历史上很多事说巧也巧，说苦也真苦。 1927年后，局势紧张，白色恐怖蔓延到湖南。杨开慧因为身份特殊，常常带着孩子搬来姨妈家避风头。家里也没什么多余的东西，老太太照看他们，孩子哭闹半夜醒，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哄。 后来杨开慧被捕，情况一下就严峻了。她是在长沙被抓的，敌人点名要捉“毛主席的妻子”。消息传到家乡，向振恺没敢声张，打听到消息后立马托人去送衣服、送钱。那时候，身边人都劝她别再管这些事，抓得紧，风头上的人，连带家属都得受牵连。 老太太只回了一句：“亲人有难，咱不能见死不救。” 杨开慧牺牲以后，家里还要料理后事。别看那会儿国民党查得紧，谁要帮忙都可能进牢房。向振恺却带着女儿，亲自去刑场，把外甥女的遗体收回来。她一点没考虑自己的安危，那天风很大，老两口和几个亲友硬是把杨开慧洗干净，换了衣服，安葬在老家的山头。钱还是她自己攒下的，家底被掏空，可她一滴眼泪也没掉。 更难的是孩子的事。杨开慧三个孩子，毛岸英、岸青、岸龙，都还小，没人照顾。老太太就把他们带回自己家，和女儿一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孩子养大。一个寡妇带仨孩子，在那年月不光是苦，更是危险。毛主席在外打仗，根本不知道家里情况。老太太就一个念头：既然是亲戚，就不能看着孩子没人管。 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1949年10月，天安门升起新中国的旗帜，广播里播着“毛主席万岁”，大街小巷都沸腾了。可在湖南平江的老宅里，向振恺却还在惦记当年的100块银元。说到底，她不是贪钱，而是觉得这件事不能不提。 这笔钱背后，是一家人对彼此的牵挂。老太太说话那天，家里其实很难。丈夫卧病在床，医疗费没着落，女儿天天东奔西跑，家里连油盐都要精打细算。她心里其实更希望毛家能记得这份恩情，哪怕只是象征意义地“还”一下，也是个交代。 1950年春，毛岸英回湖南探亲，看望了姨姥姥向振恺。彼时老太太已经病倒在床，头发雪白，身子骨很单薄。见了毛岸英，她把事情说了出来：“你爸当年借的那笔钱，现在是不是也该还一还啦？”毛岸英没觉得为难，他点点头：“姨姥姥，放心，我一定回去跟我爸说。” 毛主席听了以后，据说沉默了很久。他明白，这不只是钱的事。那时候，他身边还有比钱更难的“债”，亲情、友情、革命同路人冒着风险伸出来的手。 很快，毛主席就让秘书安排，把向振恺和家人接到长沙，安排了住处和生活费。每个月，专门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老人养病。日子一下安稳下来，老太太的心结也算打开了。毛岸英也常去看望，给她带来照片、书信，家里气氛一下轻松了不少。 很多人觉得大人物无牵挂，其实恰恰相反，越到高处，越忘不了从前。毛主席没忘自己当年借的银元，更没忘那些冒死救过自己家人的亲戚。他选择用最实际的方式报答，既不是一笔钱，也不是一张收据，而是让老人老有所养，家人无忧。 向振恺这一生，没写过豪言壮语，也没留过大名，可她的善良和执着，是许多中国普通母亲的缩影。 这段历史，也许没那么轰轰烈烈，但真真切切地温暖了人心。钱是还了，但情分早就在那些风雨中，扎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