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阵枪响过后，西路军的廖副营长中弹负伤，二十多个蒙古人冲过来抢走了他的步枪和子弹。一个会说汉话的人抬脚碰了碰他：“没死就快走！等马家的人来了你就没命了！” 剧痛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胸口和腿上的伤。他挣扎着，想要从血泊中爬起来，但身体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模糊的视线中，那些蒙古人的身影渐渐远去，只留下漫天风雪和死一般的寂静。昏迷，如同一个黑色的旋涡，将他吞噬。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已经是八天之后了。眼前摇曳着微弱的火光，映照着几张焦虑而疲惫的脸庞，那是他仅存的几位战友。 最小的那个“火娃子”，眼眶里还含着泪，见他醒来，哽咽着喊了声“副营长”。廖永和想开口说话，喉咙却干得冒火，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他知道，自己这副模样，两条腿都挂了彩，已经成了队伍的累赘。 “都……都别守着我了，赶紧……赶紧上路，找部队去！”他用尽全身力气，一字一句地往外蹦。战士们哪肯依，哭着喊着要带他一起走。 可这冰天雪地，怎么带？最终，在廖永和近乎哀求的命令下，战士们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只留下了十四岁的火娃子照顾他。临走前，大伙儿把能找到的柴火都堆在了洞口，还给他铺了厚厚的干草。 这个十二岁就投身革命，从安徽金寨那个贫瘠的山沟沟里走出来，跟着红旗一路从鄂豫皖苏区打到川陕，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都没眨过眼的硬汉廖永和，此刻却只能躺在冰冷的石洞里，像个废人一样。 他曾是红三十军89师269团2营最年轻也最骁勇的副营长，枪法如神，敌人闻风丧胆。可现在，他连一支自保的枪都没有。 就在他们几乎山穷水尽的时候，另一种磨难，悄然而至。一位五十多岁的蒙古族大娘，带着个小男孩走进了石洞。 大娘会说几句蹩脚的汉话，看着他们可怜，动了恻隐之心，便让儿子牵来牲口，将廖永和与火娃子驮回了她的毡房。 然而，大娘的丈夫是当地一个部落头人的管家，为人粗暴，一心只想往上爬。为了讨好头人，他竟狠心将年幼的火娃子强行送去给头人当了奴隶，从此杳无音信。 若不是大娘死命护着，廖永和恐怕也难逃一死。饶是如此，等廖永和的伤稍有好转，能拄着棍子勉强挪动时，那管家便逼着他去放羊。 对于一个腿脚不便、身体虚弱的汉人来说，在广袤的草原上追赶灵活的羊群，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常常因此挨打，身上旧伤未愈又添新伤。那些年，他像牲口一样被使唤，受尽了屈辱和折磨。他也曾逃跑过几次，但茫茫草原，他一个外乡人能逃到哪里去？ 每次被抓回来，都是一顿更狠的毒打。绝望中，他甚至想过一死了之，但一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想到自己未竟的革命事业，那股不甘的火焰便又在他心中重新燃起。他必须活下去，活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在与世隔绝的草原深处，时间仿佛凝固了。他渐渐学会了蒙古语，穿上了蒙古袍，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牧羊人。 后来，在大娘的撮合下，他与一位善良的蒙古族姑娘结了婚，生儿育女。 日子在平静中带着一丝苦涩，他努力扮演着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但内心深处，那份对组织的思念，对革命的渴望，从未消减。 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遥望东南方向，那里，有他的信仰，有他的同志。这一等，就是漫长的十二年。 直到1949年的秋天，解放的炮声如同春雷般震醒了沉睡的高原。当“解放军打败了马步芳，西宁解放了”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廖永和积压了十二年的情感瞬间决堤。 他知道，回家的时候到了！他不顾腿伤的疼痛，毅然告别了妻儿，怀揣着那份深藏心底的党员身份，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征程。 十八天的风餐露宿，十八天的艰难跋涉，他终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走进了湟中县城。当他见到县委书记尚志田，用那夹杂着浓重口音、甚至有些生疏的汉语，颤抖着说出“我是西路军失散的副营长廖永和”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随后，在尚志田的引荐下，他见到了时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廖汉生将军。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多方核实，组织终于确认了他那段尘封已久的身份。 1950年，廖永和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再次举起了右手，向党旗庄严宣誓。那一刻，他泪流满面。他被安排到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之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工作中。 他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那十二年草原生活的磨砺，全部倾注在了为牧区人民服务的事业上。 他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县长等职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那片曾经给予他苦难也给予他庇护的土地，奉献了自己后半生的光和热，整整二十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