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他去任何地方，周养浩当即想去往台湾

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他去任何地方，周养浩当即想去往台湾投奔蒋介石，谁料他刚出发，蒋介石就去世了。 1949年冬天，昆明机场上，周养浩正准备登上飞往海南的飞机。就在这时，云南王卢汉突然宣布起义，命人封锁了机场，并将准备南逃的国民党人员全部扣押。周养浩带着儿子被当场拦下，被押往白公馆关押。这一关，就是二十多年。 再往前推几年，抗战刚刚胜利，全国笼罩在胜利的欢腾中。但在息烽集中营内，杨虎城一家却被彻底隔绝于外界。他的妻子死在牢中，襁褓中的孩子也未能幸免。 这场看似与战争无关的悲剧，背后策划者，正是彼时集中营的负责人周养浩。他以冷静、严密的手段，执行了来自蒋介石的命令——将杨虎城一家秘密处决。 若把时间再往回倒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那年，蒋介石将杨虎城从西安调回南京，口头上是邀请共抗外敌，实际却早有打算将其软禁。 当时的戴笠接到命令，将杨一家送至贵州息烽，由手下最信得过的周养浩亲自看管。周养浩此人，既是戴笠的老乡，又是法律系高材生，最擅长按程序“合法”行事。戴笠把这类脏活交给他最为放心。 可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精明严谨的人，最初不过是一个学生。1927年，他考入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是家乡人人称赞的才子。 毕业后他并未选择传统仕途，而是被戴笠看中，拉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复兴社。复兴社成员鱼龙混杂，多数出身贫寒，靠拳头混饭吃。 而周养浩这种靠脑子生存的人，在其中显得格外突出。起初他并不屑于与这些人交往，但他发现，凭借自己的学历和思维方式，在抓捕地下党时可以更快取得成果。 于是，他开始走上了一条越来越深的道路。他不动声色地设局引诱地下党成员上钩，审讯时语言犀利，步步紧逼，极少留下把柄。 在那些年，他执行的任务数不胜数，许多共产党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捕、审讯，甚至牺牲。他的方式不同于普通特务的粗暴与直接，而是用尽心理战术，使人防不胜防。 随着抗战局势变化，戴笠逐渐成为国民党的情报头子，周养浩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他被调往各个关键地区执行机密任务，一步步走上权力核心。 直到1946年前后，杨虎城案件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这件事之后，他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特务，而是被列为机密人物，长期隐于幕后。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年底，周养浩本打算逃往海南，谁料半路被捕，从此命运逆转。他被先押往重庆白公馆，后又随其他战犯转移至北京功德林。 功德林与普通监狱不同，这里关押的是高级战犯，许多曾经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将领和官员都在其中。杜聿明、沈醉、徐举远等人也都在此服改造。 多数人逐渐放下过往，积极参与学习与改造，不少人因此被提前特赦。然而周养浩不同。他拒绝悔罪，也不参与学习，对一切态度冷淡。 他始终坚称自己无罪，行为正当，并反复用法律条文为自己辩护。提审人员屡屡被他驳得无言以对，最终也只能无奈搁置。 从1959年起，第一批战犯获得特赦，有的重返社会，有的写书悔过，成了反面教材中的“模范”。功德林的囚室日渐空旷，唯独周养浩依旧未能获释。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他心灰意冷，但他仍未松口。因为他清楚，一旦承认，等于在历史中彻底埋葬自己。他选择硬撑，哪怕代价是永无出头之日。 直到197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到功德林内尚有部分年迈战犯未被特赦，便下令将其一并释放。 彼时的周养浩已经七十多岁，头发花白，身形佝偻，却仍保持着一贯的冷静。他安静地离开了关押多年的功德林，步出大门那刻，他并未激动，而是立刻着手安排自己的下一步。 他想去台湾。他认为自己依旧是国民党的人，依旧可以在那里获得容身之所。他的第一站是香港，准备转机赴台。可命运再次对他开了一个玩笑。 就在他计划启程前不久，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病逝。台湾方面很快传来消息：蒋经国拒绝接纳周养浩，理由是他多年在功德林关押，难保已不被共产党所“同化”。 无奈之下，周养浩只能改变计划，转赴美国，投靠早年移民的女儿。他在美国并无朋友，也没有昔日的地位，只能过着普通老人的生活。过去的荣光与杀机，都在异国他乡沉入无声的回忆。 一个曾经在历史漩涡中掌控无数人生死的人，最终也走到了命运的尽头。无人问津，也无人记起他曾经的名字和手段。他的一生，最终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