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执行人员面面相觑，谁也没想到这节骨眼上会出这档子事。现场的负责人当机立断，觉得此事蹊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真是冤案，那可是天大的事儿。 于是，行刑被紧急叫停，消息层层上报。很快，针对黄茂才的案件，一个专门的调查组成立了，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查清真相，黄茂才到底是不是无辜的，他口中的“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又是指什么？ 调查组的工作可不好干，时间过去了几年，许多事情都已面目全非。他们首先从尘封的国民党时期档案入手，试图找到蛛丝马迹。他们开始四处寻访那些从渣滓洞地狱中幸存下来的革命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名叫曾紫霞的幸存者被找到了。 她清晰地回忆起，在渣滓洞女牢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正是这个叫黄茂才的看守，冒着极大的风险，帮助她们向外传递过秘密信件。其中，就包括江姐写给亲人的那封字字泣血的“托孤遗书”。 曾紫霞回忆说，江姐当时对她说：“我看还是算了吧，特务是要检查的，万一搜到了啷个办？你能出去已是万幸，要是不让你出牢了就不值得了。” 但曾紫霞还是坚持把信藏在棉衣袖子里带了出去，而负责内外联络的关键一环，就有黄茂才的参与。 另一位幸存的狱友也证实，黄茂才有时会偷偷给饥饿的同志塞点吃的，传递些简短的纸条，在那个高压环境下，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如同暗夜中的星光，给予了狱中同志极大的慰藉和帮助。 那么，这个黄茂才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走上这条“特殊信使”之路的呢？ 黄茂才1925年出生在四川自贡荣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兵荒马乱的年代，为了不让儿子被抓壮丁送上战场当炮灰，黄母是操碎了心，托关系找到了当地一个地主帮忙。 不成想，这地主跟国民党特务有勾连，三下五除二就把黄茂才弄进了特务机关当差。1945年，年仅20岁的黄茂才，就这样成了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的一名看守管理员，主要负责犯人的放风、收风。 最初的黄茂才，可能和其他看守一样，对监狱里的残酷审讯和革命者的呻吟习以为常，甚至有些麻木。 1948年，江竹筠被捕入狱。这位在敌人眼中“最难啃的骨头”，即使遭受了竹签钉手指那样的非人酷刑，也从未吐露半点党的机密，那份钢铁般的意志震撼了许多人，也包括黄茂才。 江姐和狱友们并没有放弃对这些看守的争取，她们发现黄茂才对待被关押人员的态度相对温和，思想也不那么顽固，便把他列为重点策反对象。 有一次天气转冷，江姐和曾紫霞见黄茂才衣衫单薄，竟主动提出：“黄先生，我看天气很冷，你的衣服也很少，你称一斤毛线回来，我给你打一件毛线衣服。” 这件在冰冷监狱中织就的毛衣，或许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进了黄茂才有些麻木的心。 通过补衣服、缝扣子这样日常的接触，以及江姐等人春风化雨般的开导，出身贫寒的黄茂才渐渐放下了戒备，内心开始动摇。 他开始思考，这些被关押的“进步人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自己干的这份差事，真的对吗？ 黄茂才开始利用自己看守的便利，化名“黄克诚”、“张力修”、“兰先生”等，偷偷地为江姐和狱中其他同志传递信件，前后竟有二十多封。 这些信件中，不仅有江姐写给儿子彭云的托孤遗书，还有女牢党员胡其芬在大屠杀前夜写下的、后来被称为《最后的报告》的秘密急信。 这些信件，为狱外的党组织传递了宝贵的信息，也为狱中同志与外界的联系保留了一线生机。 1949年，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在重庆的统治摇摇欲坠。渣滓洞内的管理也愈发严苛，特务们开始分批屠杀狱中的革命志士。 年仅29岁的女英雄江姐，在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于歌乐山电台岚垭英勇就义。 而黄茂才，则因为被怀疑立场不稳，在国民党大撤退前被遣散回了老家。他并不知道，自己传递出去的那些信件，承载了多少革命者的期盼与遗志，也不知道自己差点因为这段经历而丧命。 回到自贡后，黄茂才找了份教书的工作，试图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命运弄人，1950年，一封举报信将他推向了深渊，曾经的“功臣”转眼成了“人民的罪人”。 经过调查组细致入微的查证，黄茂才的义举终于得到了证实。1951年底，他的死刑判决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虽然仍是牢狱之灾，但至少保住了一条性命。 1982年，自贡市法院对黄茂才的案件进行了重审，正式为他平反昭雪，并认定他是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 晚年的黄茂才，选择回到了曾经见证了无数苦难与抗争的重庆歌乐山，在革命纪念博物馆担任义务讲解员。 他用自己略带沙哑的嗓音，向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讲述着江姐的经历，讲述着渣滓洞的往事。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黄茂才 中国军网《在狱中，她写下托孤遗书》 央视新闻《百年瞬间丨江姐：在烈火中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