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陈永贵曾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直到42岁那年才终于识得字，这对于一个出生在山西昔阳县贫困山区的普通农民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当地的孩子们几乎都未能享有学习的机会，何况他自己，年少时连一页书都没翻过。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字，他也一遍又一遍地默写，直到自己能阅读报纸和书本。 陈永贵的刻苦努力让他获得了全国大扫盲的机会，也正是那时，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陈永贵的机会来自于大寨。在1953年，他凭借大寨村的“自力更生”精神，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毛主席亲自表扬了他，并将他视为标杆。 对一个从未有过正式教育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种荣耀。陈永贵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成为了全国的英雄人物，代表着农民的力量与希望。 1964年，毛主席的生日宴会上，陈永贵和一群科学家们一同吃饭。当时他穿着朴素，包着白头巾，而身边却是钱学森等国家重臣。 那一刻，他仿佛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也在毛主席的鼓励下，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然而，他并未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967年，陈永贵的职务逐步攀升，他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职位不仅代表了他的个人成就，更意味着他将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报纸上，成为了全国人民熟知的人物。然而，随着职务的提升，陈永贵的心境却没有完全跟上。身处北京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陈永贵深感不适应。 虽然他住进了京西宾馆，这是北京最顶级的宾馆之一，但这些富丽堂皇的环境，反而让他感觉与大寨的生活越来越远。 在京西宾馆的日子里，陈永贵没有找到他期待的舒适感。高楼大厦、现代化的设施、一切都显得如此陌生。住在这样的地方，不仅让他感觉到了与百姓之间的巨大距离，也让他产生了深深的不安。 他不习惯这种被高度孤立的生活，他的内心始终感到空落。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住在这里的日子，总是充斥着人群与安排。 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在关注、跟随，这种生活方式让他感到巨大压力。 于是，陈永贵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够换个住处。尽管京西宾馆条件不错，但他想要接近人民，想要更真实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听到他们的声音。 很快，陈永贵被安排到了钓鱼台国宾馆。钓鱼台作为国家接待外宾的场所，曾是皇家的园林，环境极其优雅。 然而，陈永贵的心情却并没有因为环境的豪华而变得轻松。他依旧觉得，这样的地方太过于与世隔绝，与大寨的泥土和田野相差甚远。 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日子，陈永贵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扰。这里的设施比京西宾馆更豪华，但他依然觉得自己与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自己被安排住在一栋单独的楼里，这让他感到一种巨大的浪费。在大寨的日子里，他和村民们总是紧密联系，生活在一起。但现在，他成了一个孤单的存在，像一个局外人。 陈永贵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与他自己心中“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背道而驰。他深知，只有与百姓保 持紧密联系，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疾苦，才能为他们做出更切实的决策。 于是，他再次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报告，表达了自己想要搬出钓鱼台国宾馆的愿望，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工作安排方案——“三三制”。 所谓“三三制”，就是将自己的工作时间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时间用来深入实践，第二部分时间用于调研，最后一部分才是在中央办公室处理文件。 陈永贵深知，只有这样安排，才能确保他不会脱离百姓，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求。这个提案，是陈永贵自己基于多年经验和对百姓生活的理解提出的，既有实际操作性，也充满了对人民的责任感。 毛主席看到陈永贵的报告后，立即做出了批示：“钓鱼台可没有鱼钓”。这句话既简短又深刻，表达了毛主席对陈永贵提案的认可，也透露出他对陈永贵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高度重视。 毛主席认为，领导干部不能总是住在高楼大厦里、坐在办公室里，如果不与人民打交道，怎么能够理解人民的需求，如何才能做出有意义的决策？ 就这样，陈永贵的请求得到了批准，他终于搬出了钓鱼台国宾馆，重新回到了更接近百姓的地方。搬离钓鱼台后的陈永贵，再次投入到各地的调研与实践中，继续为百姓的福祉而努力。 而在这过程中，他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有理论上的远见，更要有扎实的实践经验，只有真正了解百姓的生活，才能为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