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名中年男子穿着裤衩冲进中南海大喊：“我要见毛主席！”可谁也没想到，后来他指挥了6位国家副总理，调动了14万解放军。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剧烈震动持续约23秒，唐山市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遭受毁灭性破坏，大量房屋倒塌。 地震瞬间，通讯、交通近乎中断，城市陷入瘫痪。巨大的伤亡数字触目惊心，据后续统计，地震造成超过24万人遇难，16万余人重伤。灾情信息能否及时传递出去，成为救援的关键。 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从废墟中脱险后，立即赶往矿党委报信，发现办公楼已坍塌。他判断常规通讯手段失效，必须直接向中央报告。他拉上司机崔志亮、矿武装部曹国成和机电科工人袁庆武，四人驾驶一辆矿山救护车驶向北京。 道路损毁严重，沿途满是受灾群众。面对求救，李玉林等人内心挣扎，但深知早一分钟报告中央就能挽救更多生命。他们艰难前行近4小时，行驶200多公里，于当日上午抵达北京中南海。 在国务院接待站，浑身尘土、衣衫不整的李玉林等人被迅速领进紫光阁。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等领导立即接见了他们。李玉林情绪激动地汇报：“唐山平了！100多万人啊，楼房全塌了，矿工困在井下……”他在地图上指出灾情最重的区域，急切请求中央调派解放军、吊车、药品和医护人员。 李玉林等人带来的第一手灾情信息，为中央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中央政治局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就在接见李玉林后数小时，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全国范围的紧急动员随即启动。 救援行动的核心是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地震发生当天，驻河北迁安的基建工程兵第2支队在震后半小时内即出动6200名指战员，奔赴附近村镇和矿区，当天就救出约2000名伤员。北京军区某坦克师于28日11时30分率先进入唐山市区，成为最早抵达的部队。 后续数日，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共11个师14万解放军指战员昼夜兼程，克服道路阻隔，冒着余震危险抵达灾区。他们主要依靠双手和简单工具在废墟中挖掘救人。数据显示，救援效率随时间急剧下降：震后第一天救活率约为81.58%，第三天降至36.7%，第六天后几乎无法救出生还者。这凸显了震后最初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的极端重要性。 救援中涌现许多感人事迹。基建工程兵第2支队一个中队在自身营房倒塌、官兵受伤情况下，10分钟内就赶到附近村庄，连续奋战救出327名群众。也有军人强忍悲痛，数次路过倒塌的家门而未入内寻找亲人，优先执行抢救任务。 医疗救援同步展开。全国紧急抽调约2万名医护人员组成数百个医疗队赶赴灾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28个医疗队救治伤病员超过5万人次，抢救危重伤员1400余人。面对大量挤压伤伤员，医护人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全力施救。 交通通讯的恢复是救援的生命线。在机场通讯设备毁坏的情况下，调度员李升堂凭借目视和经验，指挥调度了超过3000架次救灾飞机的起降，最短起飞间隔仅26秒，保证了空中通道的畅通。 灾后防疫同样关键。大量遇难者遗体和夏季高温构成严峻挑战。基建工程兵第61支队一个中队连续奋战18天，掩埋遗体1694具。军民联合开展大规模消毒防疫工作，最终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 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唐山人民展开了大规模自救互救。邻里、同事、陌生人之间相互援手，从废墟中救出大量幸存者。这种自救互救在挽救生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地震发生时，毛泽东主席已重病缠身。他清醒地感知到地震，并密切关注灾情。华国锋总理迅速向其汇报情况。8月4日，华国锋亲赴唐山，踩着瓦砾视察灾情，深入吕家坨煤矿与工人商讨复产计划。 在中央统一指挥下，河北省迅速建立省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省前指”）和后勤指挥部（“省后指”），形成高效运转的救灾体系。至9月初，铁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初步恢复，唐山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历程。 李玉林于2014年逝世。他与其他唐山人一样，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也是传递希望的信使。他驾车赴京报信的行动，成为打通灾情信息通道的关键一环。这场规模空前的救灾行动，展现了在巨大灾难面前，信息传递、统一指挥、军民协同、科学救援与民众互助的力量。它也为中国后续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积累了宝贵经验。 信源： 回忆抗震英雄李玉林：震后向中央汇报情况第一人——长城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华社、人民网、唐山市档案馆及亲历者回忆等[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