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马寅初向主席建议实行计划生育，主席强烈反对，当场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一个令世人敬佩的观点！ 马寅初，浙江人，年轻时靠读书改变命运，留学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什么金融、经济、银行业务他都干过，后来还当上了北京大学校长。别看他书读得多，实际上是个很接地气的老头。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想着歇着，反而像年轻人一样，东奔西走调研，想着为国家发展出点主意。 这位马校长心里装着个大账本。说实话，那时候国家刚解放，人多地少，粮食紧张。马寅初天天看报，手里还拿着人口普查的数据，越算越不安。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出来的数字，6亿零一百多万，一年净增长接近两千万。他脑子里老是盘算：这么多人，地就这么多，吃的能跟得上吗？ 他不是空口白话，还特意到浙江、上海农村转了三次，现场看，跟农民拉家常。乡下孩子一群一群地跑，地里忙活的大多是中青年，家家户户都想多生孩子。他心里琢磨：“人多了，消费也大，国家存不下钱搞建设。”再仔细一看，农村的粮食根本不够分，光靠多劳动力，未必真有出路。 于是他写了一份建议，把自己的想法全摊在桌面上。他提出，应该适度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让每对夫妇只生两个，适龄男女推迟结婚。宣传、鼓励、必要时还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引导。这可不是随口一说，是他用心思考、调研、计算出来的主意。 说实话，这想法和当时“多子多福”的主流观念完全不一样，甚至有点冒险。可马寅初就是这样一个人，看到问题不怕说，觉得对国家长远有好处的事，就算吃力也要坚持。 这边马寅初建议刚递上去，消息传到高层，马上成了“大家伙”要讨论的大事。毛主席听完后，态度很鲜明。他并没有简单地说“行”或“不行”，而是站在另一个角度细细分析。 主席的观点其实很直白,他一直认为“人多力量大”。国家刚解放，什么都缺，尤其缺人。无论是建工厂、种田，还是修铁路，都是靠一双双手去干出来的。“人”是最根本的。主席那阵子常说，咱们中国现在最大、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人，有了人什么都能干成。这种看法，其实有很强的现实基础。 有一点特别关键。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局势一直紧张。主席讲，咱们国家有这么多人口，就是咱们的底气。冷战期间，人口多也意味着国防力量强大。主席还专门讲过，“六亿人就是六亿兵”，说的是只要人民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他对马寅初的意见没发脾气，只是很认真地说：“人口问题不能光看数字，还得看生产力的发展。”他主张，人口不是问题，经济发展快了，自然能养活更多的人。主席还说，计划生育可以慢慢宣传，但不适合立马下命令，一刀切不行，得慢慢引导、让大家自觉接受。 说到底，主席的逻辑很接地气：人多了，办法就多，大家一起努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对于毛主席来说，最担心的不是多生几个孩子，而是人心不齐、没有干劲。 这一场“辩论”，一边是经济学家的账本和忧虑，一边是最高领导人的格局和信心。其实两边的道理都站得住脚，只不过角度不同。 1957年，马寅初把他的《新人口论》正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系统分析了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关系，还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这篇文章一出来，反响极大。 很快，舆论的风向变了。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宣传“人多是好事”，很多人觉得人口多，国家才能更快富起来。可也有人悄悄琢磨，万一粮食真的不够，怎么办？马寅初的意见没被采纳，反倒成了被“围攻”的对象。 有一点不得不说，马寅初是个硬骨头，外界批评越多，他越不改口。他还在各种场合强调自己的观点，坚信自己是对的。 因为这场争论，他在1960年被免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这位老人没有向命运低头，反而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学术和写作上。等到1979年，国家重新审视人口政策，终于肯定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那年，他已经97岁了。晚年，他还成了北大的名誉校长，得到平反。 很多人问，到底谁对谁错？其实没有标准答案。马寅初有他的远见，毛主席有他的格局。两种思路，都有合理之处。只不过，每个时代的“主流”都会带上那个年代独有的烙印。 这场关于“人口”到底是负担还是财富的争论，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人处理问题时的多元智慧。人口多，确实会带来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创造力。 有些争论当时看似难解，结果几十年后证明，很多观点和思考都被历史吸收，变成今天我们反思和改进的宝贵经验。谁也不是“神仙”，谁也不是“先知”，但敢想、敢做、敢坚持，总归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时代不断变化，难题总是有。其实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脚踏实地干好手上的事，不断学习、不断调整。无论人口多少、资源多紧，只要咱们心里有底气，肯动脑筋，肯流汗，总能想出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