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狱医刘石人到女牢诊病，刚到门口，一女犯突然趔趄摔倒在他身上，并迅速塞给他一个纸团。刘石人正要扶她时，狱警走过来。刘石人只能怒骂：“找死啊，差点把老子撞到！”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48年，刘石人被调令派往重庆，他拎着医药箱踏进渣滓洞的那一刻就感觉到了空气里藏着无法言说的沉重，这不是普通的监狱，更像是一个被时间封死的战场。 这里关押的不是普通犯人，而是一群在国民党眼中“不容留”的人——地下党、学生领袖、情报员，还有那些被认定“不安分”的知识分子，每一个人的名字或许都藏着一本厚重的未完书。 刘石人没想到自己会被分配到这样一个地方，原本他只是军队中一名普通的军医，战场上处理伤口，临床上写药方，从没想过会和这些政治犯产生任何交集。 但渣滓洞的氛围实在是太压抑、太特别了，他每天例行诊查，看到的不仅是皮开肉绽和营养不良，还有一双双藏着坚定和沉默的眼睛。 他起初也是谨言慎行，不敢多问，但他发现每一次检查总有人故意咳嗽，发抖，甚至装作昏厥，他知道这些“症状”未必是真，但对他们来说，只要能获得片刻的喘息，就值得一试。 时间久了，他开始默许这些小把戏，甚至悄悄配些不太明显的药剂，让他们能多撑一段日子，他告诉自己这只是尽职而已，没有掺杂什么情感。 刘石人出身一个传统中医世家，父亲是县里的郎中，母亲是私塾先生的女儿，家教严、规矩多，但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他对“救人”二字产生了最朴素的敬畏。 他天资聪慧，却对古方草药提不起兴趣，反倒沉迷于西医的解剖图和显微镜，读书那年，他顶着家里的压力跑去考了西北军医学校，只因为他觉得现代医学能救更多的人。 战乱年代，他被派往各大前线，见过太多尸横遍野，也救过无数从死神手里抢回的人，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望，也知道什么叫临危不乱。 但他从没想过真正挑战他的不是炸弹、子弹，而是一个黑漆漆的牢房和一群随时会“被消失”的人，渣滓洞里，他慢慢地开始建立一套自己的“秩序”。 他把医务室布置得干净利落，把药物分类隐藏，还在药箱里挖了个夹层，专门用来夹带纸条和密信，他假借体检之名，把一些“病情危重”的犯人调离原监室，安排到相对松散的病房。 他还和厨房里的一名伙夫暗中合作，用饭菜递送情报，每一步都像踩在钢丝上，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有一次，一名女囚身上藏有秘密名单，在例行搜查中失手摔了一跤，把纸条悄悄塞进他的医用口罩袋。 他假装无事发生，回到医务室第一时间烧毁纸条，默默记下名单内容，第二天装作交病历的样子，将其带出了监狱。 他越来越明白，这些囚犯是组织的骨干，是活着就能延续希望的人，自己不动手，他们就可能死在这一层层铁门之内。 每一个被他“诊断”为肺病、胃出血、失温等虚假病症的囚犯，几乎都被他成功转移或拖延审讯，他曾几度被质疑、盘问，但他熟练的医术和精准的措辞一次次掩盖了真实目的。 渐渐地，狱方也开始对他少了防备，他知道机会就在缝隙中，1949年11月，解放军已逼近重庆城下，整个渣滓洞都在等待最后的命令。 高层下达的屠杀指令随时可能落地，一旦执行，这些他努力保护的人都将瞬间被消灭，他没有更多时间了，他必须行动。 他开始在几名信得过的犯人间悄悄传话，安排各自准备逃脱路径，他花了整整两天夜里，用针线拆卸部分病房窗框的铁条，又花了三天时间配置了一批“镇静剂”，以“预防传染病”为由注入值班哨兵的饮水。 之后又安排伙夫在外放火吸引注意力，并假借“紧急抢救”带人出门，他自己则带着“伤员名册”一路冲向看守部队的行政组，强行要求调派车辆，制造混乱。 当外头火光冲天时，那些已经知道路线的囚犯趁乱翻出墙外，钻入山林，他不确定能救出多少人，只知道今晚之后，一切都会不同。 第二天清晨，渣滓洞里空床杂乱，地上散落着残破的病历本和打翻的药瓶，局势很快传开，国民党高层震怒，发布全城通缉，但重庆的局势已无法控制，追捕并未持续太久便草草结束。 几日后，解放军进入重庆，渣滓洞被接管，调查人员在查看残骸时发现一份被塞在假墙内的病历档案，其中详细记载了每一名被“保外就医”的囚犯身份与病因，还有一张手写的示意图，上面标注着逃生路线。 调查结果显示那一夜总共成功逃出的囚犯超过二十人，均为重要的党组织成员，几乎全部在后续革命中担任了要职，这起事件成为重庆地下战线上少有的大规模成功营救，被新政府正式列入档案。 刘石人没有主动声张，他被请去做笔录，只说：“那天，我只是尽了一个医生的职责。”没有谁追究他的过去，他也没有为自己争取什么，他默默退到成都一家医院，继续做回普通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