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也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 1975年，国共内战结束已26年。功德林监狱里关押的，是当年战场上的国民党高官，像黄维、沈醉这样的人物。他们被俘后，在这里接受劳动和思想改造。日子过得简单规律：早上锻炼，学政策，下午干活，晚上写心得。时间长了，很多人老态尽显，往日的锐气被岁月磨平。毛主席看在眼里，觉得再关下去意义不大。 这年2月底，毛主席正式提出特赦意见。3月初，华国锋牵头落实，政策很快敲定。3月18日，释放命令下达，200多名战犯获自由。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新中国成立26年，正从革命转向建设，社会需要稳定，民族需要和解。 功德林里的战犯，多是国民党军中老将。黄维，淮海战役被俘，性格倔强，改造中常沉默，偶尔还嘴硬。沈醉，当年军统大员，到了晚年在狱中写笔记，记录所见所闻。他们曾是中共的对手，但岁月让他们成了普通老人。特赦那天，食堂做了红烧肉，香气飘满院子。宣布释放时，有人愣住，有人流泪。 释放后，他们领了衣物和生活费，走出铁门。北京街头，自行车铃声响个不停，工厂冒着烟，他们却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有人选择去台湾，但因所谓“国民党”当局疑心重，境遇坎坷。比如蔡省三，到了香港还公开批评台湾那边，掀起一阵波澜。 1975年，中国正迈向新阶段，中共有底气放手，显示了对昔日敌人的宽容。这事传出去，国内外都说好，新中国形象更上层楼。更重要的是，它给两岸关系开了个口子。虽然后来台湾那边态度复杂，但留在大陆的战犯，像沈醉、黄维，晚年整理文史资料，留下不少东西，对研究国共历史帮了大忙。 从1959到1975年，新中国陆续特赦了296名国民党战犯。早一批的，像王耀武、杜聿明，释放后干过文史、教育工作，贡献不小。1975年这批是最后一波，人数最多，影响也深。沈醉写了《战犯改造所见闻》，记录功德林的改造细节，成了史料里的宝贝。黄维晚年也写回忆录，把自己的经历留下来。 特赦的意义，不只在放人，还在和解。毛主席这决定，既了结了过去，也为未来铺了路。中共用行动证明，能打赢战争，也能赢得人心。这不是对国民党高官的抬举，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国家长远考虑。放眼当时，国际局势复杂，中苏关系紧张，中美刚接触，国内还得稳住阵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