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趁着妻子出差，偷偷把一管液体灌入刚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天真的笑容，他流着泪吻了吻儿子：儿呀，为了亿万孩子的健康，爸爸只能这么做了！爸爸对不起你。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顾方舟低头将奶瓶里那管澄清却未知的液体一点点的喂给了儿子，然后把听诊器从脖子上摘下，贴到孩子胸口，听着稳定的心跳。 他再一次确认剂量，动作机械、重复，几十次试验堆积的麻木感并没有在这一刻带来任何安全感，手指用力地攥着奶瓶，瓶口凑近孩子嘴唇，他低声喘息，手一抖，液体流了进去。 他知道自己刚刚完成了国内第一例人体试验，但实验对象不是志愿者，不是陌生人，是他的亲生儿子，他无法等待。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四年前，那年夏天，一种从未有过先兆的瘫痪病突然在南方几个城市爆发，起初是散发，随后在几周内集中爆发，大量儿童四肢无力、呼吸困难，被送往医院。 统计数字迅速攀升，家长四处奔走求医，医院走廊堆满病床，医生们根本来不及处理，最终确诊为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最严重的一次爆发中，一座中等城市在短短数月内就新增了上千个病患儿童，其中不少孩子在几天内出现瘫痪，甚至直接死亡。 顾方舟所在的研究院每天收到的病例样本堆满实验台，他亲眼看见三岁的女孩突然在住院第三天停止呼吸，父母跪地痛哭的声音在实验楼外传了一整晚。 他坐在一堆报告前，什么都做不了，中国没有现成的疫苗，买不起，也造不出，国外的灭活疫苗价格极高，不适合普及，当地的医疗基础几乎为零。 他调来几百只猿猴，用来做筛毒实验，有一次，一组猴子在接种后出现抽搐、瘫痪，最后全部死亡，他不敢告诉团队真实进度，每次失败他都只字不提，只要求继续优化方案。 三年过去，试验数据才刚刚勉强接近安全标准，但此时的形势已经逼近崩溃边缘，脊髓灰质炎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疫苗的研发进度，全国各地的通报病例日益增多，多个地区已经进入爆发期。 顾方舟向主管部门申请进行人体实验，未获批准，他主动提出自愿接种，但专家委员会认为成人免疫系统与儿童不同，不具备说服力。 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试验，每一个申请招募都石沉大海，他一度动员科研人员让家属报名，依然没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同意。 在一次深夜会议之后他默默关掉灯，带着那瓶疫苗原液回家，几天后，他妻子因公务出差离开家，他趁机将儿子带入实验室开始全天候观察。 在服药后的最初六个小时里，孩子状态稳定，他将记录本放在操作台上，连续记录体温、心跳、呼吸频率，可就在第十二小时的时候，孩子体温突然升高至38度。 他手忙脚乱地寻找退烧药，试图压制症状，到了第二天凌晨，孩子出现了呕吐，接连出现肌肉震颤的症状，这让他几乎崩溃，于是，他一边翻阅资料，一边尝试各种方法应对。 他亲自给孩子注射维持液，反复检查每一个生理指标，三天后，孩子的情况逐渐平稳，体温恢复正常，饮食和排泄都未见异常，他开始进行基础体检，未见肌肉无力和神经反射异常。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将观察报告一页页整理成册，附上详细的跟踪记录，递交给卫生主管部门，这份报告成为中国第一例减毒脊灰疫苗人体试验成功的依据。 随即，他提交了扩大实验规模的申请，获得批准，他在数十名志愿者儿童中进行了下一轮试验，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疫苗的安全性被逐步验证，生产开始启动。 疫苗进入试点推广阶段的第二年，全国已有五百万儿童完成接种，于是，政府开始扩大疫苗生产规模，计划覆盖所有城市和农村学龄儿童。 就在此时，另一个问题暴露出来：疫苗为液体，需要在低温环境保存运输，而大部分偏远地区不具备冷藏条件。 于是，他尝试将疫苗与可食用辅料结合，制成固体颗粒，经过反复实验，他最终找到一种方法，将疫苗混入葡萄糖和奶粉中压缩成小球，在37度以下能保持活性。 样本送检后结果显示，疫苗效果稳定，保存时间大大延长，1962年，新型糖丸疫苗正式投产，批量发往各地。 孩子们在村口领取疫苗时将其当作糖果吞下，接种效率提升，数年内，全国新增脊灰病例骤减，至九十年代中期，几乎完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