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八路军卫生员被俘，日军把她抓到一个农民家里，吊在房梁上审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数次昏迷，半夜，日军入睡后，一个老乡走进来，将她摇醒，说：“小同志，你想离开这里吗？我可以帮你，” 这是沁阳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墙上还挂着去年秋天的玉米穗。屋子里闷热，混着药味和土味。卫生员名叫邢瑞芳，大家熟悉她的另一个名字张明。她一头短发，脸上糊着血污。她从下午被捆进这间屋子，日军带着翻译轮番过来，有问话，也有棍棒。开始还能咬牙承受，后来有几次几乎昏死过去，醒来的时候只觉得脸贴着冰凉的泥土地，耳边还回荡着远处士兵的呼噜声。 邢瑞芳的身世其实简单。河南沁阳屯头村的姑娘，家里穷，十岁那年，村子被日军扫荡，父母和爷爷都没了，她是被藏进水缸里才捡回一条命。之后的日子，全靠在邻村讨口吃的，心里就攒着一个劲头：“只要有一天能报仇，就算拼命也认了。” 后来她有个远房姑父在八路军当司令员，帮她把名字报上了。可当兵不容易，尤其是个女孩。她干脆剪了头发，装成男孩，叫“张明”。日子久了，大家也都习惯了身边有这么一个“脾气怪”的小战士。 那天，沁阳前线打得正紧，张明带着卫生队给伤员包扎。就在撤离途中，一队日军突然包抄上来。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她带着几个人留下断后。子弹打光后，其他人都牺牲了，她也被抓住。 日军想从她嘴里问出八路军的行踪。审讯没有威胁，只有拳头和棍棒。她只觉得背上、腿上都是火辣辣的疼，意识时常模糊，唯一清楚的，是心里一直在想，“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 外面天色早已黑下来。房间角落里，日军堆着抢来的粮袋，木桌上还放着没有吃完的米饭。她不记得自己被打了多少次，只记得屋外有狗叫，村口时不时传来夜风拂过的声音。她开始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撑过今晚。 半夜时分，外头风突然大了，院子里的门“吱呀”一声响了。张明已经分不清现实还是梦，只觉得有人慢慢走近，动作很轻，像是怕吵醒熟睡的人。她睁不开眼，但听见脚步声越走越近。 “孩子，还能醒着吗？”一个带着中原口音的男人低声问。 她本能地警惕，一动不动，心里反而紧张起来。“你是谁？”她嘴唇贴着地，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别怕，我是这家的主人。”男人的声音很低，带着点粗重的喘息，“你不用说话，听我说。你是八路的吧？我儿子也是八路军，现在太行山打仗。” 张明听见“太行山”，心头一紧，没说话。老乡蹲下来，从怀里掏出一小块馒头，递到她嘴边，“先吃点，补补气。我不是日本人的帮凶，我是想救你。” 她半信半疑，只觉得嘴里很干，馒头咬起来像石头，还是咽了下去。屋外有日军的打呼噜声，间或伴着日语咕哝，屋里只有两个人的呼吸。 “你怎么会在这里？”她终于挤出一句。 老乡叹了口气，“我们村被占了，我家房子让鬼子当临时据点。家里人全都避出去，就我留下做饭，白天装聋作哑，晚上只能熬着。看你吊在这里一天，我心里实在不忍。” 张明咽下馒头，问他：“你能帮我什么？” 男人犹豫了一下，说：“夜里等他们睡熟，我可以割断你绳子。你要是信得过我，就把部队撤退的方向告诉我，我能找机会报信，叫八路来救你。” 她还是不敢轻信，毕竟谁都怕遇到告密的。可是想了想，这屋里她唯一的希望就是眼前的老乡。她低声告诉老乡几个标志性的地名，叮嘱他只要见到穿灰色棉衣、脚上绑着麻绳的队伍，就朝他们打听“王指导员”，只有王指导员才是自己人。 男人点点头，把她的绳子割松一点，又把一条旧被单垫在她身下，嘱咐她“装晕别出声”，然后就走出去了。 天快亮的时候，张明又昏了过去。等她再醒来，窗外天已经透亮，屋里空无一人。伤口还在渗血，但她心里觉得，有人帮忙，总归还有希望。 两天后，村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远处隐约有爆炸声。张明昏昏沉沉听到门外脚步声乱作，几个日军慌忙冲进屋内，把她扔到角落，自己又拿枪冲到外头。 后来发生的事，张明回忆起来只记得很零散。只知道外头响了几声枪，村口的土墙塌了一半，屋外喊声一片。八路军的小分队突袭了村子，趁着混乱，把她抬上门板，飞快地撤了出去。 那位老乡在村口等着，帮着八路军指路，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外山坡上。临分别时，他用袖子擦了把眼泪，“小同志，活下来就是有出息。你们的命，是咱们这些老百姓盼着的。” 张明被抬到山上的临时救护所，医生剪开她的衣服，发现血肉和布条粘成一片。一个男卫生员要上前，她睁开眼，低声说：“帮我换个女同志吧，我是女的。” 旁边几个八路军战士都愣了，谁都没想到，平时这个沉默寡言的小“男兵”，竟然是个姑娘。 伤好以后，张明没有离开部队，还是继续当卫生员。偶尔战斗间隙，她会想起被吊在房梁下的那个夜晚，和那个冒险来救自己的老乡。其实那一夜，她并没有对命运失望，只是觉得，有人还记得你、帮你一把，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