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女儿见我正忙着干活，喊了一声老爸，声音小的我差点没听到，我抬头望她问怎么了，

昨晚女儿见我正忙着干活，喊了一声老爸，声音小的我差点没听到，我抬头望她问怎么了，她说我餐费没有了，明天我没法吃饭了，我点了点头，知道了，女儿转身去写作业了。 其实昨天下午我查了一下，看到女儿饭卡里还有7块钱，就想给她充钱来着，可翻遍了微信和银行卡，一共加起来才3块钱多钱，真的是难过，又丢人。我蹲在厨房水池边刷碗，水流哗啦啦地响，溅在袖口上洇出深色的印子。女儿上初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学校食堂的糖醋排骨是她最爱吃的，以前她总说打完饭要给我拍照片看，可这学期我已经很久没见她提起了。 刚才她站在厨房门口，校服袖子短了一截，露出的手腕细细的。我假装擦桌子，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台面上，怕她看见余额里那串可怜的数字。3块6毛8，连碗最便宜的素面都买不了，更别说给她充饭卡了。上个月工地没结款，媳妇又刚做了手术，家里能变卖的东西早都处理完了，现在连电费都是跟邻居借的十块钱交的。 夜深了，女儿房间的灯还亮着，门缝里透出的光映在走廊地板上，像条窄窄的银河。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听见她压低声音在跟同学打电话：“没事啦，我爸说明天就给我充钱，可能是他忙忘了……”她的声音有点发虚，尾音轻轻颤了一下。我靠在墙上，手心攥着那枚磨得发亮的硬币，这是我从沙发缝里摸出来的，硬币边缘刻着年份，已经有些模糊了。 凌晨三点，我悄悄出了门。巷口的垃圾站旁停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我把家里攒了半个月的纸箱和塑料瓶搬出来，纸箱被雨水泡过，沉得厉害。收废品的大爷眯着眼称重，计算器按了半天，才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五块钱：“小伙子，就这些了，现在废品不值钱。”五块钱在手里捏着，潮乎乎的，带着股铁锈味。 回家路上，路过学校对面的包子铺，蒸笼里的热气扑在玻璃上，凝成白茫茫的雾。我想起女儿以前总爱买这里的豆沙包，每次都要把馅挖出来先吃掉。橱窗里的价签写着“豆沙包1.5元/个”，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五块钱，又赶紧把手缩回来。得留着给她充饭卡，七块钱加上这五块，还差两块，去哪凑呢？ 天亮时，我揣着五块钱去了工地。工头叼着烟卷说今天有个零活，搬砖到三楼，一趟给两块钱。我咬着牙干了一上午，水泥灰呛得嗓子疼，肩膀被麻袋磨出了血印。当第十趟搬完时，工头把皱巴巴的二十块钱拍在我手上，钱上沾着点机油。我攥着钱就往学校跑，路上买了个馒头，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噎得直咳嗽。 学校门口的充值处排着队，家长们穿着体面的衣服，有的还提着给孩子送的水果。我下意识地把沾着水泥灰的袖子往回缩了缩，排在队尾，手心全是汗。轮到我时，充值的老师头也没抬：“多少？”“二十……”我声音有点抖，把钱递过去。老师数了数，在系统里点了几下：“充好了，现在余额二十七块。” 我走出学校，阳光晒在身上，突然有点晃眼。拿出手机给女儿发消息：“饭卡充好了，中午去吃糖醋排骨。”发送成功的提示跳出来时，我靠在墙上喘了口气，肩膀上的伤口隐隐作痛。路过包子铺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买了个豆沙包，小心翼翼地用纸包好。 晚上回家，女儿把豆沙包摆在桌上，旁边放着半张数学卷子，上面用红笔写着98分。“爸，你今天是不是去工地了？”她突然开口，眼睛红红的，“同学看见你了，说你搬了好多砖……”我正想否认，她却从书包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煮鸡蛋：“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你多吃点，补补身子。” 鸡蛋还带着体温，我接过来时，看见她校服袖口缝补过的痕迹，针脚细密整齐，应该是她自己缝的。厨房的灯光暖黄，照在桌上的豆沙包和鸡蛋上，也照在女儿带着泪痕的脸上。我突然觉得，那些藏在口袋深处的窘迫和难堪，在这一刻都变成了细碎的光，虽然微弱，却足够照亮我们父女俩回家的路。也许生活暂时给我们出了道难题，但只要我们还能攥紧手里的馒头，还能把彼此的温暖小心收藏，那些艰难的日子，总会像被充上钱的饭卡一样，慢慢攒出希望的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