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张难先在浙江当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某天，手下送来一封急电，通知说，“第一夫人”宋美龄与母亲倪夫人要来杭州游玩。张难先清廉正派，心中恼火，躲避接待，跑去富阳视察。待宋美龄离开，张难先一进办公室，见办公桌上摆了一沓单据，全是宋美龄在杭游玩的帐单，意思是希望他给予报销。 张难先这人，在民国官场里算个异类。他1874年出生在湖北沔阳，家里条件不错，爹是儒商，特别重视教育。他从小就有点“轴”，看不惯不公平的事，科举考试时嫌考场腐败，直接弃考跑了，压根不屑跟那些俗人玩八股文的游戏。后来他投身革命，1904年加入湖北的“科学补习所”，反清搞得风生水起。辛亥革命时，他在武昌起义里出力不少，帮着组织军事行动，革命成功后却没贪恋权势，回家种田教书去了，日子过得清贫但踏实。 直到1923年，孙中山搞护国运动，他才被李济深拉回政坛，干过广东省监察室主任、土地厅厅长。1929年，他当上南京国民政府的铨叙部部长，次年升到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这一路，他始终保持清廉本色，家里就几间破屋子，吃喝简单得不行，跟当时官场的奢靡风气完全不搭。他常挂嘴边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这话听着土，但特实在。 1930年春，宋美龄要来杭州的消息传来，张难先心里就犯嘀咕。宋美龄啥人啊？蒋介石的老婆，身份高，排场大，花钱如流水。他掐指一算，这接待费肯定不是小数目，国库本来就紧巴巴，哪经得起这么折腾？他不想掺和这事，借口去富阳视察，扔下摊子跑了。在富阳，他也没闲着，走村串户，跟农民聊收成、看水渠，忙着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压根没心思管杭州的热闹。 宋美龄那边可没受影响，到了杭州照样玩得开心，西湖游船、美食夜宴，排场摆得足足的。她走后，张难先回到办公室，一看桌上的账单，差点没气乐了。一万三千七百多块大洋啊！搁那时候，这钱够普通人家活几辈子了。账单旁边还附了张便条，意思很明白：省府给掏了吧。张难先心里冷哼一声，这账他可不想认。 没多久，蒋介石来杭州视察，开了个会，讲啥国难当头、勤俭节约。张难先一听，觉得机会来了。他直接站出来，把那叠账单掏出来，当众问蒋介石：“委员长说得对，咱得节俭。可您夫人前阵子来杭州，六天花了一万三千七百多块，这钱咋办？国库出还是省府出？”这话一出，全场都懵了，蒋介石脸都绿了，最后憋出一句：“谁花的谁付。”这事就这么僵在那儿。 宋美龄听说后气炸了，觉得丢了面子，派人查张难先，想抓他点把柄收拾他。可张难先清得跟水似的，啥也查不出来。她还不死心，自己跑去他家，想亲自压他一头。结果到了张难先家门口一看，傻眼了——破平房，连个卫兵都没有，家里就他老婆在纳鞋底，家具旧得掉渣，跟普通老百姓没啥两样。宋美龄这趟没讨到便宜，反而更尴尬，走得灰溜溜的。 这事之后，张难先跟国民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僵。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妥协，直接辞职不干了。走那天，杭州老百姓自发送行，家家门口放铜镜和清水，寓意“清明”，这敬意是真心实意的。张难先感动得不行，拱手告别，回湖北老家去了。 回了湖北，他也没完全闲着。1937年抗战爆发，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请他出山当省府委员，他没推辞。后来陈诚主政湖北，又让他干民政厅厅长，负责后方治理。1940年他辞了职，连陈诚送的千元银两都没要。1942年，他当选湖北临时参议员，继续为地方忙活。1949年，他支持共产党，帮着武汉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干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连着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受人敬重。1968年，他在北京去世，94岁，一辈子没贪过一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