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个女特务被带到刑场，执行枪决，谁知这时，副省长派人过来传话：“这个女特务是好人，还请枪下留人！” 1951 年深秋，四川昭化刑场。王化琴双手反绑，跪在枯黄的草地上。监刑官举起右手，即将下达开枪命令。 千钧一发之际，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一名身着军装的警卫员策马狂奔而来，边跑边挥舞着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纸条，大声喊道：“首长指示！这个女特务是自己人，枪下留人！” 王化琴艰难地抬起头，看到警卫员胸前的五角星徽章在阳光下反光。她嘴唇干裂，想要说话，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三天前，她还在垫江小学办公室批改作业。几名公安人员突然闯入，将她按倒在地。 教室里，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珍藏的《新民主主义论》被扔在地上，丈夫陆长明 1946 年写给她的诀别信，也从书页间滑落。 信上写着：“化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守住我们的信仰。” 刑场周围，百姓们窃窃私语。不少人认出，这个被称作 “女特务” 的，正是宝轮镇小学教英语的王老师。 三个月前，她还在课堂上，用粉笔写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今，却成了众人唾骂的 “反革命”。 王化琴闭上眼，思绪回到 1937 年那个暴雨夜。在成都少城公园的梧桐树下，恋人康乃尔对她说：“化琴，去延安吧，那里才有希望。” 但她，最终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难的路。 1914 年，王化琴出生在昭化南门巷的大户人家。父亲王连山虽是当地首富，却坚持让女儿读书。 5 岁进私塾，7 岁能诗会画，15 岁考入重庆江北私立治平中学。那时的她，已是远近闻名的才女。 1935 年，成绩优异的王化琴获得公派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机会。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课堂上，她亲眼见证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嚣张，也看到中国留学生开始觉醒反抗。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王化琴果断放弃学业，搭乘最后一班邮轮回国。 “七七事变” 后，王化琴在成都重逢儿时好友康乃尔。此时的康乃尔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正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在康乃尔的影响下，王化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白天，她在街头教难民识字；晚上，就在秘密据点帮忙油印抗日传单。 1937 年 8 月，她和康乃尔等 30 名进步青年，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徒步两个月，终于抵达延安。 在抗大瓦窑堡分校，王化琴第一次穿上灰布军装。站在窑洞前的操场上，她大声唱起《毕业歌》。 误入军统的岁月 1938 年，台儿庄战役打响。王化琴随孙连仲部 27 师奔赴前线。作为政治教官，她带着宣传队深入战壕，用日语向日军喊话：“别再侵略了，快回家吧！” 一次夜袭中，她为救伤员被弹片击中腰部，昏迷三天三夜。战役结束后，部队撤退时遭日军伏击，王化琴与战友失散。 她在河南潢川的芦苇荡里，孤零零地流浪了整整七天。就在绝望之际，军统特务打着 “抗日青年团” 的幌子，将她招募。 在重庆军统总部，王化琴凭借流利日语和密码学知识，很快成为电讯处骨干。她参与破译的日军密电，还得到戴笠亲自批示嘉奖。 1940 年 5 月的一个深夜，王化琴在破译文件时，赫然发现 “康乃尔” 三个字。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恋人，此刻竟成了军统的 “重点抓捕对象”。 1940 年 5 月 17 日下午，重庆临江路 “陶然居” 茶馆。康乃尔正在二楼与地下党联络员接头。 王化琴提前半小时赶到，发现特务已在楼下布控。她悄悄绕到后厨，抓起菜刀，划破自己左腕。鲜血瞬间染红旗袍袖口。 她踉跄着冲进茶馆，大喊：“救命啊！杀人了！” 尖叫声引来巡捕，现场一片混乱。康乃尔趁机从后门逃脱。 当晚，王化琴就被关进渣滓洞看守所。审讯室里，特务拿着烧红的烙铁逼近她：“康乃尔藏哪儿了？快说！” 她咬牙回怼：“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打自己人的败类，不会有好下场！” 七天七夜酷刑折磨后，她又被转押到白公馆，一关就是半年。等她出狱时，右手无名指已被竹签钉穿，连笔都握不住了。 1946 年，王化琴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退职，回到昭化老家。她在宝轮镇小学当起了英语老师。 白天，她教孩子们读 “ABC”；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翻译进步书籍。 1951 年，镇反运动开始。有人举报她曾是军统特务。公安人员冲进她家时，她正在批改学生作文，最后一篇的评语还没写完：“愿你们成为新中国的栋梁。” 刑场上，康乃尔的警卫员递上纸条：“王化琴同志在抗战期间多次协助我党，1940 年 5 月 17 日营救行动系我党安排的特殊任务。” 监刑官反复核对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公函印章，确认无误后，才下令解开王化琴的手铐。 1985 年，王化琴在宝轮镇病逝。她的墓前没有墓碑，只有康乃尔每年清明都会献上的一束野菊花。 后来，四川省政协派人专程去宝轮镇看望她，得知她已离世，领导连连感叹：“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