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东方大国，一旦为了国家利益决定动用武力，那攻击目标就没有军民两用和民用目标，所有的有助于战争的都是目标，除了军用目标外，所有机场、港口、码头、火车站、汽车站、桥梁、隧道、火车线路、高速公路、加油站、发电厂、变电站、输电线路、通信塔、电台、储油气站、飞机工厂、汽车工厂、造船厂等各类机械工厂，都要全部炸毁。 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最初试图保持克制，避免攻击民用设施，结果却被乌军利用这些设施快速补充兵力、转运装备。 基辅的地铁成了临时弹药库，敖德萨的港口昼夜不停地接收西方援助的武器。俄军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却发现敌人总能通过完好的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调来生力军。这种仁慈最终导致数千名俄军士兵白白牺牲，战场主动权彻底丧失。 痛定思痛后，俄军开始对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交通网络发动系统性打击：哈尔科夫的变电站被导弹摧毁，基辅的通信塔在无人机袭击中倒塌，整个国家陷入黑暗与混乱。当乌克兰民众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冬中排队领取救济面包时，乌军的反攻势头也随之瓦解。 现代战争摧毁敌人的战争潜力，比消灭多少士兵更重要。试想，一个没有电力的国家，如何维持军队的指挥系统？一个港口瘫痪的城市，如何接收国际援助？那些看似民用的设施，实则是战争机器的神经中枢。 有人会问：难道国际法不禁止攻击民用设施吗？但现实远比法条复杂。以乌克兰苏梅州立大学为例，表面上是教育机构，却被乌军用作授勋仪式和作战会议的场所。 当导弹击中会议中心时，西方媒体痛斥俄罗斯屠杀平民，却选择性忽略了乌军将军事活动置于居民区的事实。这种人肉盾牌战术，在现代战争中屡见不鲜——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将弹药库藏在医院地下室，阿富汗的塔利班把指挥所设在清真寺旁。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用设施早已沦为战争工具，攻击它们不仅是军事必要，更是打破僵局的唯一选择。 国际法中的区分原则要求交战方区分军事目标与民用设施，但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却让这一原则形同虚设。 乌克兰的电网既为居民供电，也为前线雷达站提供能源；敖德萨的造船厂既生产民用船只，也改装军用登陆艇。 在这种军民融合的背景下，任何对民用设施的保护都可能成为养虎为患的伏笔。俄罗斯正是因为早期过于拘泥于规则，才付出了惨重代价。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当敌人把民用设施变成武器时，你对这些设施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士兵的残忍。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潜在的冲突场景更需警惕。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核心区，集中了全国70%以上的港口吞吐量和电力产能，这些既是经济命脉，也是战时最脆弱的命门。 一旦战争爆发，敌人必然会效仿俄军对乌克兰的战术，优先攻击上海港、广州港等交通枢纽，摧毁三峡大坝、西电东送线路等能源设施，瘫痪5G基站、卫星地面站等通信节点。 这些设施的破坏，不仅会导致经济崩溃，更会直接瓦解军队的作战能力——没有电力，导弹无法制导；没有通信，部队无法协同；没有港口，物资无法补给。 更严峻的是，我国部分民用设施本身就具有军事属性。北斗导航系统既服务于民用定位，也是导弹精确打击的核心支撑；高铁网络既能运送旅客，也能快速投送兵力；大型造船厂既能建造货轮，也能改装成海上浮动基地。 这些军民两用设施在和平时期是发展红利，战时却可能成为敌人的首要目标。美军的兵棋推演早已将我国的三峡大坝、香港机场等列为战略节点，甚至扬言要在72小时内摧毁30%的关键基础设施。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必须摒弃幻想，做好最坏打算。 或许有人会质疑：攻击民用设施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难道不是反人类的罪行？但战争从来不是请客吃饭。 1940年的伦敦大轰炸、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盟军对平民聚居区的地毯式轰炸直接加速了战争结束；海湾战争中，美军对伊拉克电网、水厂的打击，让萨达姆的百万大军不战自溃。这些历史案例证明：在绝对的战略利益面前，人道主义的光环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差别屠杀。现代战争追求的是精确摧毁，通过情报精准锁定军事用途的民用设施，最大限度减少附带伤亡。例如，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变电站时，会选择在夜间电力负荷较低时发动袭击，以降低平民伤亡风险。 我国的东风导弹也具备点穴式打击能力，可穿透数米厚的钢筋混凝土，精准摧毁地下指挥所而不波及周边居民区。 战争没有中间地带，妥协换来的往往是更大的灾难。俄罗斯用数千士兵的生命和乌克兰千万民众的苦难，为我们上了一堂残酷的战争教育课：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对敌人的仁慈都是对自己的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