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有一种陋习叫“典妻”。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为了爱情。有些，是为了几担谷子，一口饭吃。民国时期，一种叫“典妻”的陋习，在中国一些乡村地区盛行多年。 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真实发生过。贫困人家，将妻子“租”给别人几年，换几斗米。女人要给陌生男人生孩子，孩子刚会走，自己就得回原来夫家，继续当媳妇。有的丈夫一年租一次，像租耕牛一样换着人家转。 典妻，并不是个案。背后是一整套社会机制在默许：贫困、失序、无权、无声。今天回头看，不寒而栗。 民国初年，法律制度动荡，社会结构混乱。清朝刚结束，婚姻制度的变化还没来得及推行到底，很多旧习依旧流行。妾制尚未废除，女性被视为附属品，婚姻常常是一种交易。 在这种背景下，典妻悄悄流行起来。穷人没地没粮，日子过不下去。一个男人想活下去，有两种办法：一是卖地，二是“典妻”。卖地伤根本，典妻还能回收。三年、五年，把老婆“租”出去，和富人签个口头协议，女人住到人家去，负责做饭、生孩子，服侍起居。租期一到，再回自己家当媳妇，继续过。 女人能不能同意？没人在乎。合同写不写清楚？没人关心。只看男方怎么说，女方怎么做。很多时候，孩子刚出生，母子就被强行分开。孩子归租佣家庭，母亲收拾行李回原来丈夫家。接下来，丈夫再找下一家人“典”出去，一年一换，换口饭吃。 更讽刺的是，这一过程不被视为违法，也没人举报。地方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人甚至协助“促成”交易。在重男轻女、父权主导的社会结构下，女人连人身都不是完全自由的，更别说拥有“拒绝”的权利。 更极端的情况是，租妻人年纪极大，四五十岁无儿无女，急于找人生孩子。女人到了租方家中，生活艰辛，劳动繁重，有的在坐月子时还要照顾老人的日常，连最基本的身体恢复都没有保障。等孩子出生，短暂的安稳结束，新的剥离开始。孩子留在租方，女人回原配家，孩子永远不能认亲，母子从此陌路。 到了1930年代，舆论开始出现些许变化。随着新式教育普及、妇女解放观念兴起，一些报刊杂志开始揭露典妻现象的真相。有些记者深入农村，写出真实案例，引发部分读者共鸣。一些进步女性组织尝试干预，提出“反对租妻”、“保护妇女自由”的口号。 但这种反思还远远不够。在很多偏远地区，这样的声音传不到田间地头。教育落后、交通不便、观念僵化，典妻照旧进行。即使有人喊停，也很快被当地“习俗”压住。有人说：“她们愿意的。”有人说：“这是传统。”更多的人说：“我们也没办法。” 其实典妻根本不是传统，而是贫困与压迫的结合体。它不是从祖先流传下来的，而是在社会制度失效时自然滋生的畸形做法。在一个人命不值钱、女性没有权利的结构中，典妻是穷人最后的交易筹码，也是女人最惨的命运注脚。 在法律上，典妻行为常常被划为“租赁”或“临时婚姻”，规避正式婚姻法律的规定。但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在多数案例中，女人从未拥有选择权，连知情权都没有。所谓“婚约”只是口头承诺，所谓“租期”也常常失效。租期一到却被强行留下、租方以“续租”为名拒不归还的事，也屡见不鲜。 当时的法律对妾制仍有某种容忍，很多人以为典妻属于“变相纳妾”，不受追究。但实际上，民国政府在1930年代起，已逐渐尝试废除妾制，并倡导婚姻自由。只是，这种新制度推行缓慢，真正落实要等到1949年以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婚姻法》出台，明确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禁止纳妾、维护妇女权益。法律条文一下子将旧制度连根拔起。典妻，这种陋习，终于在制度上被彻底否定。 但制度的废除，并不等于记忆的消失。在不少人的口述历史中，仍能听到关于典妻的故事。有的老人讲起自己母亲曾被典出，有的家庭至今不知亲属孩子的来历。这些故事残酷、沉重、甚至带着羞耻，但它们都曾真实发生，不能被遗忘。 今天重新提起典妻，并不是为了指责谁，而是提醒我们一个现实：一旦社会失序、权利失衡，弱势群体总是最早被牺牲的。而女性，往往是其中最无声的那一类。 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沉迷于痛苦，也不是猎奇，而是提醒：我们来时的路，并不平坦。有些人，用整个青春和尊严，换来了这个社会的觉醒。 不能忘，也不能再来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