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周总理难掩愤怒，愤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时定格在这一瞬间。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十六个字让皖南事变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1940年10月，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江南新四军移防的命令》，要求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离长江以南，移至江北指定地区。 新四军军部多次与国民党谈判，最终商定1941年1月北移。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出发。 据随军参谋回忆，部队携带了军械厂设备、印钞机、医疗器材等大量物资，行动缓慢。 1月5日到达茂林地区时，发现道路被封锁。 第二天凌晨，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部队向新四军发起攻击。根据国民党方面的作战记录，参战部队包括第32集团军、第23集团军共7个师，约8万人。 新四军方面仅有步枪3000余支，机枪30余挺。 战斗持续了7天7夜，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负伤，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副军长项英带领少数人员突出重围，但在2月被副官刘厚总杀害。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 1月13日，国民党军占领新四军军部驻地。据战后统计，新四军阵亡约3000人，被俘约4000人，失散约1000人，仅约2000人成功突围。 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傅秋涛、成为中将的刘别生等人。 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严密封锁消息。重庆各报社接到通知，不得报道江南军事行动。 但周恩来通过香港《华商报》记者范长江等人，将消息传到了海外。 1月17日，蒋介石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撤销新四军番号。 同时下令各地党政机关，严防共产党“造谣生事”。 周恩来决定用《新华日报》打破封锁。 他亲自起草社论，又挥毫写下那十六个字。 报社排字工人回忆，周恩来写完后说：“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 1月18日凌晨，《新华日报》印刷完成。为避开检查，送报员分散行动，有的藏在菜筐里，有的塞进米袋中。 天亮后，重庆市民看到了这份特殊的报纸。 国民党当局立即派军警收缴报纸，但已经太迟。 据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白修德记载，这份报纸在黑市上卖到了平时价格的20倍，许多人把周恩来的题词抄在墙上、门板上。 事变消息传出后，各界反应强烈。宋庆龄在香港发表声明：“这种行为将被认为是对中国团结抗日最严重的打击。”在重庆的苏联顾问崔可夫向莫斯科报告：“中国内部冲突可能升级。” 美国方面也表示关注，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居里访华后报告：“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抗战能力。”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写道：“国民政府的行动令人费解。” 日本则幸灾乐祸，《朝日新闻》1941年1月20日报道：“重庆政权内部分裂，对皇军极为有利。” 日本参谋本部的文件显示，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内耗将减轻皇军压力”。 面对各方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做出解释。1月29日，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召开记者会，称新四军“违抗军令，图谋不轨”。 但当外国记者追问具体证据时，他无法回答。 中方迅速应对，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很快恢复到7个师9万余人。 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分化，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亲者痛，仇者快，何必如此？”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些真相才逐渐披露。参与包围的国民党第52师师长刘雨卿在回忆录中承认：“上峰命令围歼，我们只能执行。”第108师参谋长张世希说：“打自己人，心里不是滋味。” 1985年，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份手稿。上面记录了叶挺被俘后与顾祝同的对话。 顾祝同说：“军座何必如此固执？”叶挺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但要看服从什么。” 周恩来那十六个字，不仅记录了一段历史，也成为后人理解这一事件的钥匙。 “江南一叶”既指叶挺，也暗喻新四军如一叶扁舟。“同室操戈”则直指内战的残酷。 现在皖南事变遗址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里，保存着当年的作战地图、电报手稿等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