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我们中国人曾经就有过这么三种病，是传染病，第一种病是恐美病，第二种病是崇美病，第三种病是亲美病。” 新中国成立时，街头巷尾还存着对美军飞机轰鸣的回忆，许多人对那片遥远大陆心怀敬畏。史料显示，毛泽东在多次内部谈话里把这种敬畏概括为“传染病”，意思是它会在人群中蔓延，把本来健壮的精神打垮。那一句“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正是冲着这种心理说的。纸糊的老虎外形威猛，本质却不堪一击，只要戳穿，吓人的外壳立刻土崩瓦解。毛泽东把话说得通俗，让普通战士一听就懂：害怕先倒，斗志就没了；心里硬气，技术差距就不再是绝壁。 抗美援朝出兵前，总参谋部拿到的火炮对比数字十分刺眼，美军一个军拥有超过一千五百门大口径火炮，我军同规模部队只有三十余门。有干部看到数字直皱眉头，担心“还没走到战场就被轰没了”。毛泽东在北京西郊的临时作战室里听完汇报，只说一句：“数字是死的，人是活的。”他随即让作战部把朝鲜人民军缴获的美军物资清单拿来，又让前国民党军中见过美制装备的将领写手记。厚厚一摞材料摆上桌，毛泽东逐行询问：美军坦克多，可山区急弯多，掉头难；美军士兵营养好，但对山地夜战情绪低落；美军火力密集，可一旦补给线被切断，就像缺油的铁兽。对比之下，中国志愿军步兵班携带的那几挺轻机枪虽不起眼，却能悄悄爬坡翻岭，把山谷变成“口袋”，让对手火炮优势失去用武之地。 精神准备固然重要，战场方法同样离不开群众智慧。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运输曾是一道难题。公路桥梁被炸毁，江面冰层又薄，汽车队损失率高得吓人。东北老乡自告奋勇带队踏查，找出一条条可承重的冰道；还有人提议把柳条筐沉到河底铺成暗桥，再覆土加雪。实地试验后，损毁率迅速降到个位数。毛泽东得知细节后评价：这不是单纯的土办法，而是人民把美军的空中优势“拆骨拆筋”，让钢铁轰炸机找不到目标。事实证明，技术差距可以被群众的创造力抹平。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成为指导志愿军的常用口令。总部电台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指令：看见敌人列队，不必硬怼，拖进去，等夜幕落下再抓节点；对方依赖装甲，就避开公路平原，攀山截断燃料；火力不够，就逼近到刺刀可及的距离，把对方炮群变成无用摆设。美军空中支援需要灯火信号，志愿军则索性拉响冲锋号，在黑夜里贴身肉搏。敌方指挥官常说“看不清也听不懂”，只能重回老套路，结果被分割包围。夜战、坑道战、急行军穿插、反复拉锯，这些战术在志愿军手中不是书本教条，而是一种随时改写的生存方式。 细查作战日记就能发现，毛泽东与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往返频密。总部收到山城里粮弹告急的消息，很快就会传来另一份电文：某部队在敌军火线后方截获两列军需列车；再过两日，又听说志愿军夜袭机场，用铁锹把水泥跑道砸成蜂窝。每一件“小事”都会被毛泽东写进批注：敌军火力强但机动慢，补给断就慌；敌军飞行员怕夜，机场破就急。这些批注汇总成一幅动态敌我图，让中央可以边走边调整战略。史家评论，这套滚动调研机制是在艰难战事中打磨出来的，它结合了精确情报与人民战争的灵活，把书面计划变成随时可变的活棋。 士兵层面的精神面貌也从战斗中淬炼得更加坚韧。初到朝鲜高原时，有新兵被冰雪冻裂脚掌，趴进雪洞里仍守着机枪不松手。连队政委没有激昂演讲，只拍拍肩膀说：“你要觉得疼，就骂一声老美试试。”年轻战士真的高喊一句，身旁战友跟着起哄，哄笑之间疼痛好像轻了。口头解压术配合简单生理调整，让不少轻伤员坚持到天亮。等到太阳升起，部队又能踏着霜雪继续行军。外电曾嘲笑志愿军“用麻袋裹脚走夜路”，后来又不得不承认，这支军队伟力的源头不止于血肉，更在于信念与互助。 对内对外关系同样影响斗争全局。毛泽东屡次提醒高级指挥员，既要保持队列纪律，也要听士兵顶撞，将官兵关系视作作战能力的一环。志愿军旅部开会时，普通战士可以进屋说“发面蒸包子更抗饿”，炮兵班长也能直接指出“炸药包规格太死板”。很多“顶撞”意见反映到总后，就转化为补给方案。凡此种种，使军队内部形成一种特殊氛围：上级命令与下级经验交汇，避免了机械教条。史学者发现，这种上下贯通的作风恰恰是克制美军僵化指挥体系的有效途径。 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尾声时，美方代表在板门店提出技术交换，试图以情报换俘虏。中方坐到桌前，照例先摆群众支前数据：几十万担粮食翻过雪岭，数百个桥洞在炮火间重修，几百万妇女孩子缝补棉衣。对面先是诧异，随后沉默。对方想用科技衡量战争价值，中方让他们直面人民的意志。谈判桌外，炮火声渐弱，山谷回荡的仍是翻译朗读数字时平稳而自信的声音。最终停战协议签字，技术与情报没有换来想要的筹码，被群众的磅礴力量稀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