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干部下乡吃“派饭”不是传说，吃派饭还要自己掏钱、掏粮票。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干部下乡到了大队，大队干部会把下乡干部分配的各生产小队，生产小队长再把下乡干部分派到农户家里吃饭。 吃派饭没有特殊待遇，农户家里吃什么，下乡干部就跟着吃什么。吃完饭还要自己掏钱和粮票。 1958年的秋收时节，公社干部老王到靠山屯蹲点，刚到大队部，队长就往他手里塞了张纸条：“今天去老张家，他家二小子刚从县城回来，会烧火。” 老王揣着纸条往村西头走，兜里的布包里装着三样东西：五斤全国粮票、两元钱、一个搪瓷缸子。这是他出门前公社会计塞给他的，“一户一天粮票半斤、钱两毛，少一分都不行，别让老乡吃亏。” 老张家的土坯房矮，进门得低头。灶台上的铁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是玉米糊糊煮红薯，碗沿还缺了个角。 老张媳妇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红着脸说：“王干部，家里就这点粮，您别嫌弃。”老王拿起碗就喝，烫得直咧嘴，“香！比公社食堂的顺口。” 吃到一半，老张偷偷往他碗里埋了个鸡蛋，被他夹出来塞给旁边的小娃，“孩子长身体，吃这个。” 不是他矫情，是真不敢搞特殊。那年头，谁家的粮食都按人头定量，多一口人吃饭，就得少一口口粮 老王在公社管过粮仓，清楚靠山屯亩产刚过三百斤，一户五口人，每月粮票也就三十斤，够不够吃全看老天爷。 有回他被分到寡妇李婶家，李婶蒸了窝窝头，自己啃硬邦邦的红薯干，把窝头全推给他。他愣是掰了半块窝头塞进李婶手里，“您不吃，我这饭咽不下去。” 吃完饭，他数了半斤粮票、两毛钱放在桌上，李婶追出来要还给他，他指着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这是规矩，破了规矩，我就没脸在公社待了。” 最有意思的是记“派饭账”。小队会计有个小本子，谁哪天在谁家吃饭，收了多少粮票多少钱，一笔一笔记得清。 有回公社书记下乡，吃了两碗面条，掏粮票时多给了一两，会计非追着退回来，“书记，规矩不能坏，多一分都得记上。” 后来这本子成了宝贝，年底评先进，谁家接待干部多，粮票收得齐，还能评个“模范户”，领张奖状贴在门楣上。 有人说这是“形式主义”，可农户心里亮堂。老王蹲点三个月，走的时候，全村人凑了袋炒花生塞给他，“王干部，您吃的粮票，我们都换成种子了，开春准能多打粮。” 他才明白，那粮票和钱，不光是规矩，更是把干部和百姓的日子捆在一起——你不占我一分便宜，我才敢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你把我的难处当自己的难处，我才信你能领着大家过好日子。 现在的年轻人怕是很难想象，一顿饭要算得这么细，可正是这一分一厘的较真，撑着那会儿的干群情分。 当干部的不搞特殊，百姓才敢交心；吃饭得自己掏钱，规矩才立得起来。这样的“派饭”，派的何止是一顿饭？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