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之龙揭露“中山舰事件”遇害，周总理：不可追认为烈士 “1927年4月17日清晨，’老章，我若回不来，你替我把真相告诉党。’李之龙压低声音说。”短短一句话，海风刮过横滨码头，扑面而来的咸腥味夹杂着紧张气息。几小时后，这位曾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的海军少将，在偷渡回广州的途中，命运就此改变。 李之龙此刻的焦虑，不是凭空而来。上一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将他推到风口浪尖。众人皆知蒋介石借此挥刀向左，鲜有人注意到，李之龙的政治命运也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卷走。本来蒋氏意在斩断共产党在军中“根须”，没想到把李之龙一并打包处理。李被捕、受审又被释放，看似劫后余生，实则自此与组织关系若即若离。 时间稍往前推。1926年春夜，欧阳格带兵闯入李宅的那一幕，在广州传为奇谈：士兵火把一片，邻居不敢吱声，连巡警都被黑洞洞的枪口压得语塞。李之龙摔门而出，高喊自己是海军局代局长，试图以官职震慑。可惜，到底没能阻止一场精心布局的抓捕。熬到天亮，广州城戒严，街头冷清得能听见脚步与犬吠交错。蒋介石赢得了“肃清赤化”名号，李之龙失去了海军中的安全网，单枪匹马。 被释放后，李之龙的第一反应不是逃，而是写公开声明，撇清与共产党联系。有人说他动摇；也有人说他趋利避害。结合当时环境，这一步多少带有被逼无奈的色彩——若不自保，生路几乎为零。然而，这份声明让他在党内备受质疑：连留党察看期都未过，又主动脱党，自然落入“政治机会主义”之嫌。 不过，李之龙弃暗投明的速度并没有他想象中顺畅。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忽然意识到蒋介石对旧部也只是利用。涌上心头的后悔，催生了一篇檄文——《揭发“中山舰事件”真相》。文章措辞犀利，点名蒋介石借题发挥，并还原了自己派舰护航、俄国顾问登舰的全过程。“根本没人企图劫持蒋校长！”这句呼喊像石子砸入深井，激不起半点回响。国民党军事法庭置之不理，共产党组织则顾虑其脱党记录，选择保持距离。 话说回来，李之龙并非初出茅庐。早在武昌读外专时，他就敢与地方豪绅打官司，为佃农争地。辛亥余波未平，他跑到江西参加湖口起义；五四运动后，又在烟台海军学校带头罢课、罢航，直接被开除学籍与军籍。按常理，这样的人做事向来有棱角，难驯服。也正是这一股拗劲，让他在黄埔一期脱颖而出，成了鲍罗廷的中文翻译、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海军局政治部主任，这一连串光环后来给他招来祸端。 最敏感的节点发生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政府全面封锁香港，走私泛滥。李之龙带舰巡查，逮住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及其走私船。此举砸了蒋介石的面子。陈肇英恳求上层说情，李之龙却回：“我是奉命缉私，何劳向他汇报？”这句话，如钉子般钉进蒋的心里，报复只是时间问题。 俄国考察团要登“中山”舰，李之龙依规请示调舰回省。不料黄埔那头，“巡舰”与“巡洋舰”被人做了手脚，蒋介石借口“赤化叛变”启动兵变。对李而言，命运像被骤然抽空的甲板，脚下踩不到实地。蒋文鼎团占领海军局、鲍罗廷官邸被围、周恩来被短暂软禁，整个广州仿佛被一双隐形大手攥住。 从那以后，李之龙成了弃子。他尝试自辩，组织冷处理，他只得走向更危险却自认为更光明的道路——海军兵运。策略是大胆的：利用曾经的海军人脉，组织舰队起义，让军港打出红旗。筹划过程中，他反复通过地下渠道请求恢复党籍。“请相信我，若能成功，黄埔海面将是革命的炮口。”但对于地下党而言，风险高到难以承受，回复始终模棱两可。 1928年初夏，李之龙戴着假名回到广州。刚踏上码头，跟踪多时的特务冲上来，将他连夜押往海军第四舰队司令部。其间，老同学李济深受命劝降，带来一句话：“只要你写信支持总裁，即可免死。”李之龙摇头：“写了这信，哪还有脸见江河？”几天后，枪声划破羊城夜空，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一岁。 建国后，他的家人数次上书，想追认烈士。档案摆在桌面：脱党、自首声明、主动投蒋、不得要领的起义计划，还有最终被国民党以“谋叛”罪名处决。周恩来与董必武仔细核阅，得出的结论简洁：李之龙的牺牲不符合“为中国人民利益而英勇牺牲”的烈士认定标准，不能追认。处理意见虽冷，但对政策负责。 当年参与审核的老同志说，文件讨论时情绪挺激烈。有几个人坚持李之龙晚期已回到反蒋立场，应予认可；也有人举例“组织上从未批准其复党”，法理上难以突破。周总理持审慎态度：“历史要讲证据，感情不能代替法规。”最终，家属得到抚恤，却没有烈士证书。 有人疑惑：既然被蒋介石枪杀，为何得不到烈士名分？如果把目光拉长，会发现中共对烈士认定向来严谨。参加革命、保持组织关系、牺牲时正在履行党交予的任务，这是核心条件。李之龙被捕前后，与党组织处于隔绝状态，也没有得到上级明确指令。他的行为虽然带有反蒋性质，却缺乏组织授权。这是一道硬杠杠，当年很多曾经声名显赫却脱离组织的个人，同样无缘“烈士”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