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名12岁的中国小女孩被美国士兵开车撞死，却只赔偿了26美元，女孩父亲接过钱一言不发，不料，这惹恼了旁边一个美国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5年秋天，昆明街头的阳光很明亮，巷子里的石板路还带着清晨的潮气，李木仙，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正站在家门口，看着街对面的糖铺，她眼里闪着光，手里握着一枚铜板。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从街角猛地冲出来，车速很快，毫无预兆地朝巷子口拐过来。 那辆车是美军的，开车的是一个醉酒的美国士兵，他没有减速，没有避让，他的脸色发红，动作迟缓，车头在碰到李木仙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方向的迹象。 李木仙根本来不及反应，她被撞飞，身体撞上了旁边的青砖墙，倒在了地上，她的头磕裂了，血迅速浸湿了衣襟，地上的泥土很快变成了深红色。 附近的邻居听到响声赶来时，只看见那辆吉普车摇摇晃晃地驶离了现场，车尾扬起一阵灰土，没有停下，也没有回头。 李木仙的母亲跑来，抱起女儿的身体，一边哭一边晃着她的肩膀，可那孩子早就没有了气息，整条街的人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这件事很快被传开了，目击者多，众人议论纷纷，李家并不富裕，靠父亲在工地搬砖为生，小女孩死后，家人悲痛欲绝，却也无能为力。 他们试图申诉，但面对的是美军设在昆明的赔偿机构，机构里的人并不多说，按规矩出了一个赔偿决定：26美元。 负责此事的是一名美军上校，他的解释是，李木仙年纪尚小，没有劳动能力，对家庭没有直接经济贡献，小棺材的费用也不高，所以赔偿标准为26美元。 这笔钱几乎不够置办一口像样的棺材，更过分的是，中间还有6美元被负责传达的国民党官员截留，李父最终只收到20美元。 那天发赔偿金时，在场的人都记得李木仙的父亲没有说话，他接过那笔钱，低着头，脸色苍白，围观的百姓站在四周，没有人敢吭声，气氛沉重得让人窒息。 一个站在角落的美国人站了出来，他叫李敦白，是美军派到昆明的翻译，精通中文，平时负责协调一些事务，他看到李父接过赔偿的那一刻，整个人僵在原地。 李敦白知道，这起事故从头到尾都存在问题，肇事者是醉酒驾驶，撞人后逃逸，既没有接受惩罚，也没有道歉，更重要的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就这样死了，只值26美元。 他向上级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希望重新评估赔偿金额，对肇事者进行处理，但很快被否决，他的抗议没有被重视，甚至被批评干预“内部纪律”。 这件事对李敦白触动很大，他是一个美国人，自幼受家庭熏陶，对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有明确的信念。 他原以为作为二战盟国，美国军人应该在中国受到尊重的同时，也应尊重中国人民的权利，但现实和他的认知截然相反。 李敦白的想法慢慢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主动接触中国本地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思想，他看到的不只是这起事故，而是一系列看不见的压迫和冷漠。 他在一次机会中接触到了中共地下组织，了解到共产党在各地建立根据地，尝试组织抗争，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他被这些理念吸引，最终选择离开美军，前往延安。 到了延安后，李敦白参与了中共的外文翻译工作，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翻译了不少重要的政策和著作，参与新闻广播，长时间留在中国，他对自己国家的反省不是一时的愤怒，而是贯穿一生的选择。 李木仙的死没有成为国际事件，也没有被写进报纸头条，她的名字没有登上历史教科书，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可她的离世，却在一个旁观者的心中种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最终让他改变了人生方向，选择站在那些被忽视的人一边。 时间过去了很多年，李木仙的家庭没有留下什么资料，事发地点也早已拆迁，可那笔26美元的赔偿，被很多人铭记下来，不是因为它的数额，而是因为它所象征的漠视与不平。 这不是一件被遗忘的旧事，而是一段真实历史中微小而刺眼的片段，它让人看清，当一个国家软弱时，普通人的命运是多么脆弱，而一个不愿沉默的人，也许能在沉重的现实中点燃一线光亮。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纪念李敦白先生——广东政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