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王世英看着暖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史济美自调到上海做中统站长后，便决心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大干一场，刚上任便查抄了红旗日报的印刷厂，陈玉仁被逮捕了，而且还供出了一大串的地下党名单，其中便包括了王世英。 史济美看后大喜过望，这不是自己老早便怀疑的共党间谍吗？黄细妹那次无功而返，难道自己离任后反倒大功告成，能逮捕这一位共党间谍了吗？ 所以兴冲冲的返回南京，要执行逮捕行动时，我党同志潜伏在史济美身边的党员简北昌偷偷给王世英报了信。 那日史济美气势汹汹的来抓人时，王世英故意与之周旋，史济美内心冷笑着跟王世英虚以逶迤，想要在他供述出证据后，立刻将其抓捕。 王世英计上心头，一把拿起桌上的暖壶给史济美倒了杯茶，行动举止颇为恭敬。 然后又故意晃了晃暖壶，歉意的说“水不够了，幸亏我楼上烧着水呢，把水装满，我们再好好的喝一壶。”王世英上楼后，迅速打开水管，而后自己跳出了窗外。 王世英曾是黄浦四期的学生，跟史继美算是同学。一直潜伏在暗线上与敌人斗争，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胆战心惊，然而虽特务人员，虽是有功之臣，但他最后的结局却并不好，就像潘汉年对五重间谍袁殊说“像我们做特务工作的，自古以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古今中外的同行都一样。” 跟袁殊高龄出狱，精神失常不同，王世英在1968年便死了。 曾经，毛主席在跟贺子珍分开后，在新一任婚姻时，王世英打了一个小报告，他因干过特务工作的原因，对某江的底细有一定的了解，所以给党中央上书，举报了某江在上海的种种不良表现，想要阻止对方与毛主席结婚。 后来还跟某康有过争端，王世英还气愤的说，某康真不是一个东西像疯狗一样乱咬人。 在1966年他便收到这二人的陷害，在1968年3月便离世了。 他曾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就读，1925年参加的共产党。不久后进入了黄埔军校的第四期，最出人才的一期学生。1928年左右，他曾在阎锡山部担任卫生团政治处主任，暗中秘密从事兵运工作。 1931年被党中央委派到南京，以特派员的身份开始秘密情报工作，在国民党内部大量的发展共产党员，以此获取机密情报，迅速传回中央。 但最初南京的形势其实是不容乐观的，在白色恐怖中时，也算危机重重，险象环生，部分的联络点被捣毁，连唯一的无线电台也失联了，于是王世英就阪作商人四处活动，还广邀黄埔同学聚会，以此获取情报。 后来通过史济美这一位黄埔同学，获悉几位同志被关押在金源车行，王世英就故意策划了一起“出殡劫囚”行动，将那几位同志救回。 而后他便继续以商人身份做掩护，还开了一家“鸿昌南货店”的店铺。为了更好的掩护王世英的身份，所以党组织又给他调来了一位女助手李果毅，让他伪装成王世英的妻子。（却未料到，就是这位女助手，险些给王世英带来灭顶之灾。） 李果毅是烈士的遗孀，也是我党的同志，所以跟王世英的配合得天衣无缝，假扮夫妻，顺利完成情报工作，还向蓝衣社安插了卧底。 但王世英的身份之所以被发现便是因为她。 黄细妹曾经是李果毅在浏阳时的农会会员，二人接触较深。 那日，李果毅在路上，不小心遇到黄细妹，对方一眼认出了李果毅，不停的叫她的名字，李果毅怕暴露身份，转身就走，也并未应声。 黄细妹参加过农会，然而如今却在为史济美做事。史济美获悉此情报后大喜过望，他断定李果毅的身份必定不简单，而王世英的身份也可能大有玄机。 但凭借这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凭借对方妻子有可能是共产党员的罪名，根本扳不到对方。对方可以矢口否认，也可以李果毅未回应黄细妹作为反驳的理由。 想要抓捕王世英，想要立这一个盖世之功，是势必拿到深层次证据的。然而就在史济美踌筹满志想要大干一场时，他就被调到上海做站长了，然而好巧不巧的是，他刚上任便查获了我党的红旗日报的印刷厂，逮捕了陈玉仁，从那里获悉了王世英是地下党员的消息，所以想要杀回南京再逮捕王志英。 幸而我党同志的通风报信，王世英也巧妙的借用暖壶脱身，因此逃脱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