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医家脾胃病治法要义脾胃为后天之本，中焦枢纽，历代医家对其治法多有阐发，从不同

历代医家脾胃病治法要义

脾胃为后天之本，中焦枢纽，历代医家对其治法多有阐发，从不同维度构建了系统的调理体系。

刘完素、李东垣、叶天士、林佩琴、丁甘仁等医家的论述，尤为后世所重，其核心皆围绕“复脾胃升降之常、纠阴阳燥湿之偏”展开，各有侧重而又一脉相承。

一、刘完素：以湿燥为纲，求土气之平

刘完素立足脾与胃的生理特性，提出脾胃湿燥论，直指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的本质。

脾主运化，若失健运则湿邪内生，湿困脾阳，可见脘痞、便溏、舌苔腻；

胃主受纳，若津液亏虚则燥气偏盛，胃失濡养，可见口干、食少、大便干。

二者虽分属脾、胃，却常相互影响：脾湿过盛可阻滞胃腑，致胃失通降；胃燥过甚可耗伤脾阴，碍脾运化。

故其治法紧扣燥湿平衡：治脾以除湿为要，用苍术、厚朴之属燥湿醒脾，使脾能健运而不为湿困；

治胃以润燥为法，用麦冬、玉竹之类濡养胃阴，使胃能受纳而不为燥伤。

一燥一润，一脾一胃，终使土气得其平——脾无湿滞之扰，胃无燥涩之苦，纳运升降复常，此为调和脾胃阴阳偏盛的根基之论。

二、李东垣：重元气内伤，立升阳益气之法

李东垣深谙脾主升清之理，认为脾胃病多因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损伤元气，致脾失升运、清阳下陷。

脾能升则元气充沛，若升运无力，轻则食后腹胀、倦怠乏力，重则中气下陷见脱肛、脏器下垂，或阴火内生（因气虚不能敛阳，虚火上浮）而发热。

故其治法紧扣脾主升运的特性，开创甘温益气、升阳举陷之法：以黄芪、党参甘温补气，助脾健运；配白术、炙甘草健脾燥湿，固护中焦；更用升麻、柴胡升提清阳，使下陷之气复归本位。

代表方如补中益气汤，既补脾胃之虚，又升下陷之阳，直击元气内伤之要害，将脾的升清功能与元气盛衰紧密联结，为后世治脾虚证立下定法。

三、叶天士：明胃腑以通为用，分经气络血施治

叶天士治胃，独重通降之性，提出治胃以通为主的法则。

胃主受纳腐熟，以降为和，若通降失常，或为食积、痰阻，或为气滞、火郁，皆可致胃腑壅滞。

其精妙之处在于，将胃腑病变按气血阴阳和在经在络细分层次：

病初多为气结在经，邪滞胃之气分，以脘胀、嗳气、食少为主，法用苦辛通降或疏泄气机，如用半夏、厚朴苦辛开泄，陈皮、枳壳疏理气机，使气畅则胃通；

久病则血伤入络，邪由气分深入血络，见胃痛固定、纳呆消瘦，法以辛柔和络或搜剔缓攻，如用当归、白芍辛润和血，桃仁、红花通络行瘀，既避免猛攻伤胃，又能通血络之滞。

此法兼顾胃腑以降为和的生理与病变由气入血的传变规律，使通法更具层次感与针对性。

四、林佩琴与丁甘仁：调肝脾（胃）关系，创制木安土之术

脾胃病常与肝相关，盖肝主疏泄，若肝气郁结或亢逆，易木乘土而加重脾胃失调。

林佩琴据此提出辛酸制木法：以辛味药（如柴胡、香附）疏肝解郁，宣畅气机，防肝气郁遏伤脾；以酸味药（如白芍、乌梅）柔肝缓急，收敛肝阳，制肝气亢逆犯胃。

一辛一酸，疏柔相济，使肝木平和而不乘土，间接安护脾胃。

丁甘仁则进一步阐发：治肝宜柔，治胃宜通。治肝宜柔强调以白芍、枸杞等养肝柔肝，使肝气得疏而不刚暴，从源头上避免肝旺乘胃；

治胃宜通呼应叶天士之论，以陈皮、枳实等和胃通降，使胃腑气机顺而不受肝扰。

二者相协，既调肝之偏，又复胃之常，将肝脾（胃）同治落到实处。

五、结语：诸法归宗，以平为要

上述治法看似各有侧重，实则一脉相承，皆围绕脾胃功能调和这一核心：

刘完素从脾燥胃润的特性出发，求阴阳之平；李东垣从脾升元气的功能入手，补不足之虚；叶天士从胃降通利的机理着眼，通壅滞之实；林佩琴、丁甘仁则从肝脾（胃）的关联切入，调脏腑之序。

这些论述共同构建了脾胃治法的完整体系——或补或泻，或升或降，或燥或润，或调肝或理络，终以复中焦如衡之态为旨归，恰合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之深意，为临床调理脾胃病提供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