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新婚夜，17岁的徐悲鸿厌恶地看着新娘，随即吹灭蜡烛将她扑倒。儿子出生后，徐悲鸿给他取了个晦气的名字。可当他发现儿子居然有绘画天赋时，他后悔不已。
1912年冬，江苏宜兴的乡间小院，夜色如墨。十七岁的徐悲鸿站在新房门口，盯着摇曳的红烛，胸口像堵了块石头。屋里，十六岁的程季英低头坐在喜床上，红盖头下的脸庞模糊不清。屋外，锣鼓声渐弱，宾客散去，只剩冷风拍打木窗的吱吱声。
徐悲鸿攥紧拳头，推门而入，吹灭蜡烛，黑暗吞噬了一切。他心底的抗拒，像潮水般涌来，却又被现实压得死死的——这桩父母之命的婚姻，他逃不掉。
这场婚礼不是开始，而是枷锁。徐悲鸿，出生于1895年的贫寒之家，从小跟着父亲徐达章学画，九岁便能临摹吴友如的线条，画出水牛与野鹅的灵动。他天赋过人，却也早早懂得生活的重担。1912年，清王朝刚倒台，民国初建，社会动荡，宜兴乡下的日子更显艰难。
徐达章靠卖画和教书维生，家中常靠典当度日。父母为他定下这门亲事，图的是程家地主的几分薄田，能让日子好过些。可徐悲鸿不甘心，他已在上海见识过西洋画的笔触，听过新思想的激荡，包办婚姻在他眼里，是旧时代的镣铐。 新婚夜的沉默，成了他与程季英关系的缩影。婚后，他几乎没在家待过，匆匆返回上海，投身艺术的追逐。
1913年，程季英生下儿子，徐悲鸿远在千里之外，只捎回一个名字：徐劫生。有人说他借此发泄对婚姻的怨气。程季英独自在乡下，守着孩子和公婆，日子清苦。徐悲鸿呢？他在上海街头卖画，住廉价旅馆，饿了就啃冷馒头，省下每一分钱，只为考进震旦大学，学法语、画西洋画。他的心，早已飞向更广阔的世界。
几年后，徐悲鸿偶然回乡，意外发现四岁的劫生拿着炭条，在院子里画山水。孩子的线条稚嫩却有力，隐约有几分他的影子。他愣住了——这个被他冷落的儿子，竟有如此天赋。他蹲下身，想教孩子几笔，却不知从何下手。
1919年，徐悲鸿终于争取到公费留学的名额，踏上法国的土地。在巴黎，他钻进卢浮宫，临摹伦勃朗和委拉斯凯兹，惊叹于欧洲古典主义的严谨。他在画室里彻夜不眠，画布上渐渐浮现奔腾的骏马，线条刚劲，充满力量。巴黎的艺术氛围让他如鱼得水，可他心底的裂痕却在扩大。
他开始回避一切关于宜兴的信件，甚至不愿听人提起“家”。他告诉自己，艺术是他的全部，家庭只会拖累梦想。
1927年，徐悲鸿从欧洲学成归来，已是名满画坛的青年才俊。他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组织画展，推广写实主义。他的奔马图，笔力遒劲，寄托着他对国家复兴的期望。然而，这一年，他与程季英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离婚时，他几乎没回老家，只通过信件了结了这段关系。
程季英带着劫生，靠亲戚接济，生活愈发困顿。 徐寿康七岁时，得了天花。宜兴的乡间缺医少药，程季英四处求医，却无济于事。孩子高烧不退，几天后便撒手人寰。徐悲鸿当时正在筹备一场画展，接到消息时，灵堂已设。他赶回宜兴，站在儿子的遗像前，久久无言。
那一刻，他想起四岁时劫生画的山水，想起自己曾许诺教他画画，却从未兑现。他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悔意如刀。 程季英的健康也在悲痛中崩塌。她日渐消瘦，第二年便病逝。徐悲鸿再次回到老家，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他站在程季英的坟前，脑海里浮现新婚夜吹灭蜡烛的瞬间。
那时的他，满心抗拒，只想逃离；如今，他却发现，自己失去的远比想象中多。 晚年，徐悲鸿常在课堂上感慨：“人不能只顾事业，忘了家人。”学生们听得出，他话里藏着沉重的过往。他的画作里，骏马依旧奔腾，却总带着一丝孤寂。
1949年，他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推广现实主义，留下1200多件作品。他的艺术，融汇中西，震慑人心，可他心底的遗憾，却从未消散。
1953年，徐悲鸿因脑溢血去世，58岁的生命戛然而止。他的奔马图，至今仍在诉说那个时代的激荡与挣扎。而劫生和程季英的故事，却像一幅未完成的画，永远留在了宜兴的乡间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