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掌握15亿资产的"首富村"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带上一众保镖去市政府开会。而一到场，他就被严阵以待的警察控制。禹作敏瘫坐在地，万念俱灰地说："我费尽心机，还是失算了。" 1977年冬，一场改变命运的群众大会在大邱庄召开。面对年复一年的贫穷，村民们终于爆发出了不甘的呐喊：“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推选。 在这场声浪中，禹作敏站了出来，他向全体村民立下军令状：“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否则我自动下台！” 禹作敏并非专业经济人才，但他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执行力和胆识。 他找来了村里唯一懂冶炼的能人刘万民，从大队账上挪出几万元，又四处筹借，终于凑出15万元——这对当时的大邱庄来说，几乎是“卖血式”的豪赌。 他买来废旧设备，创办了村里的第一家企业：冷轧带钢厂。 工厂建起来了，却没人会操作。禹作敏干脆带着村民跑到外地工厂“偷师学艺”，白天打工，晚上学习，硬是啃下了技术难题。厂子开始盈利，村民看到了希望。 进入80年代，大邱庄开始迅速工业化。冷轧厂盈利后，禹作敏顺势而上，推动成立多家村办企业——炼钢厂、水泥厂、化工厂，甚至连运输车队、旅馆、食品厂都纷纷上马。 他提出一种近乎激进的“村企一体化”模式：村庄就是企业，村民就是职工。所有人吃同样的饭、穿统一制服、住集体宿舍，工分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工效挂钩”工资制。 更夸张的是，大邱庄还建立了自己的学校、电视台、医院，甚至出版内部刊物《大邱庄通讯》，播放自编的“大邱庄新闻”，每家配备“大邱庄喇叭”广播系统。 到1990年初，大邱庄年产值已超10亿元，集体资产高达15亿元。村民们人均年收入破万元，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有人称这里是“社会主义的新样板村”，有人说这是“集体资本主义”的典范。 但辉煌的背后，是禹作敏对权力极度集中和个人崇拜的膨胀。 他在村中享有绝对话语权，村民称他为“禹总指挥”，家中有数十名保镖贴身保护，行走时车队浩荡如官员出巡。 他推崇“严管出效益”，打卡上下班，违纪就罚，甚至还要求村民每天观看“学习录像”，内容多为其讲话或思想教育。 村里流行一种口号：“听禹书记的话，办禹书记的事，走禹书记的路。”甚至还有村民在婚礼上向禹作敏三鞠躬，以示敬意。有人私下议论：“他就是大邱庄的皇帝。” 讽刺的是，他推崇科学发展，却也迷信风水。在办公楼设计上，他亲自审图，称要避开“风水煞气”。有时企业盈利与否，他竟归结于“地势吉凶”。 1992年，禹作敏在参选中共十四大代表时落选，他极度不满。在外界看来，他一直梦想成为全国闻名的改革代表，而此次落选，打碎了他的政治梦想。 他不再忍耐，开始与天津市政府“叫板”——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声称“反对走资本主义邪路”，强调“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批评一些干部“崇洋媚外，贪污腐败”。 这封信，引起了中央和天津市政府的高度关注。禹作敏的行为被定性为“另立中央”，其组织“中共大邱庄委员会”也被视为非法组织。 1993年3月17日，禹作敏带着保镖赴天津市开会。他自信地以为，可以用口才与气场压制对手，继续捍卫“大邱庄模式”。然而，一进会场，等他的却是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 他被当场控制，不得不面对现实。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民间领袖”，当众瘫坐在地，喃喃自语：“我费尽心机，还是失算了。” 随后，天津市依法对其进行立案调查。他被指控非法拘禁、非法组织、敛财、妨碍公务等多项罪名，最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禹作敏被捕后，大邱庄陷入管理混乱，一度资产缩水、企业倒闭、职工下岗。集体经济体系瓦解，村民各自为营。曾经风光无限的“大邱庄模式”，成为教材中反面警示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