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天津市长黄敬调任后，百姓给他写信：天津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1952年9月30日，天津站月台】“黄市长，咱们等您凯旋！”一位老工人挥着帽子，嗓音沙哑却掷地有声。汽笛拉长，黄敬微微鞠躬，嘴角扬起却不语——他知道，这座城市的牵挂已经塞满车厢。 列车缓缓驶向北京，三年零八个月的天津岁月在车窗外倒卷。许多人至今想不通：解放初期的北方大码头，为何能在短短数日恢复电水交通？答案要追溯到1949年1月15日凌晨那辆风尘仆仆的吉普车。炮火刚停，黄敬推门下车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客套，而是询问电厂在哪、工会主席在哪。他深知，只有机器转起来，民心才能安下来。 当天中午，他便召集二十多位骨干工人，会议地点是隆冬未散尽硝烟的老办公厅。黄敬摊开草图，用铅笔划拉着供电、供水、通信三条线，说得又急又快，桌边却分外安静。有人回忆：“那天我们看见的不是官，是急着修机器的师傅。”此后不足七十二小时，电话铃声重新响起，自来水也哗哗流淌。天津市民第一次意识到，新政权不只是“打下”城市，更是“接管”生活。 紧接着的难题是脏乱差。彼时的墙子河、赤龙河，每逢闷热日子恶臭扑鼻。黄敬拎着卷尺、挽起裤腿，先后跑了十几处臭水坑。会议上他一句玩笑：“臭味这么冲，干脆改成公园省下买花钱。”大家一愣，随即听他抖出详细方案——“两园一场”“一池两河”相继定调。开工那天，他跟着工人推板车，满身泥水。好事者拍下照片，贴在布告栏，写了行字：“市长拿铁锹，不是作秀，是较真。”半年后，水上公园的柳枝刚冒芽，孩子们已奔跑在新修步道上。 治理环境的同时，黄敬又盯上住房。天津工人多，棚户更多，遇到大雨“屋外下大、大屋下小”。一次深夜，市防汛办电话响个不停，他索性守到天亮。雨停后，他冒雨到王串场查看——鞋帮都泡散了。返回市府，他直接拍板：不再修补，得新建。于是五万间“工人新村”呼之欲出。选址、设计、筹资、运输，他事事过问。资金卡壳，他硬着头皮北上中南海。毛主席听完汇报问：“钱缺多少？”黄敬答：“两万间房的缺口。”主席爽快：“中央出。”天津干部后来打趣：“黄敬凭一张嘴，换回两万间房。” 工程动土那天，他照例穿旧夹克。工人递烟，他摆手：“少抽口袋烟，攒钱买砖。”盛夏时节，首批住户搬入，中秋已能炊烟袅袅。有人给他写信：“下雨再也不用端脸盆喽！”短短一句，把他乐得在办公室转圈。凡是谈到这批宿舍，他常引用杜甫那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同志们听多了打趣：“市长把诗词念成施工图。” 黄敬为何如此急切？答案埋在他早年的逃亡与牢狱里。1933年被捕，他在狱中硬扛刑讯，靠敲墙与难友对暗号。有人问他怕不怕，他回一句：“不做亏心事，何惧夜敲门。”9·18后组织学生夺火车、去南京请愿，再到一二·九运动吼出“到北大三院集合”——一次次生死考验，让他明白群众是根本，时机稍纵即逝，拖一天就多添一分民怨。 这种风格带进了天津。三年里，他平均每周两天走企业，一天跑工地，还有半天泡在工人俱乐部。开会喜欢坐最后一排，记录本随手翻——谁家孩子生病、哪条街灯泡坏、甚至哪个车间爱唱戏的小伙子谈恋爱失了魂，他都记得牢。有人笑他“像管家”，他摆手：“把家管好了，城市就稳了。” 1952年中央决定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周总理点将：“小黄去。”消息一出，天津街巷议论纷纷。送别那天，黄敬刻意压低排场，只准四辆吉普护送。但老百姓不听劝，早早挤满道路，手举横幅、口号此起彼伏。火车启动时，有位老太太冲着车厢喊：“天津不会忘记你！”声音沙哑，却把不少人喊红了眼。 随后几个月，寄往中央一机部的信件堆满信箱：感谢信、建议书、邀约函，甚至夹着一包大麻花——送信人说“黄市长爱吃”。秘书统计，光署名“锅炉厂全体”就有十几封。黄敬每封必看，凡能回的都回，实在忙不过来就口述简讯，也绝不敷衍。有人打趣：“部长一半时间在回天津信。”他笑道：“这是续约——天津人把信任押给我，我不能跳票。” 晚年谈及那段经历，黄敬语气很淡：“市长不过三年，工人却是一辈子。”有人追问遗憾，他只说一句：“时间太短，想干的事还多。”这话后来在津门坊间流传，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一种鞭策——告诉后来者，职位大小是一时，心里装没装百姓才是一世。 多年过去，水上公园依旧柳绿，王串场新村早已旧改，却仍可在院门口找到一块磨得发亮的石碑：1952年落成，天津市人民政府题。游客问为何保存，老人会笑着摇头：“这不是碑，是一封回不尽的信——写给那个总爱穿旧夹克的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