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有个日本人,每天早上十一点,准时出现在中粮香港分公司的大门口。他站得笔直,目光坚定,仿佛在执行一项严肃的仪式。只见他举起手臂,高声喊道:“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然后转身就走,像完成了一项日常任务,准时去吃午饭。 刚开始,门口的警卫以为他精神不正常。但这事重复了不止一天,每天同一时间、同一个动作、同一句口号。中方驻港机构的情报人员很快注意到这个人。他不是流浪汉,也不像搞怪分子,穿得整洁,走路利索。更奇怪的是,这种高调“表忠”的行为,在当时的香港,实属罕见。 他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真的只是“毛主席铁粉”?这场看似荒诞的戏码背后,藏着怎样的身份和过去?大陆方面决定出手,不只是要看他搞什么名堂,更要搞清楚这个日本人背后藏着什么秘密。 很快,有关这名“高呼者”的资料被挖了出来。他自称“藤井猛”,身份是东京丸一商事香港分店的负责人,名义上是搞贸易的商人。但不对劲的地方太多了。 他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神态沉稳、动作干练,对中国内部事务颇为熟悉。这些细节,加上他早晨高呼口号的怪异行为,让情报人员断定:这人绝不是普通商人。 深入调查后,他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朝枝繁春,日本陆军大学出身,二战时是大本营作战参谋,还曾在臭名昭著的“军刀组”服役。这支小圈子里,成员个个精通战术、战略和语言,是日本军方最核心的战争智囊。他不仅参与策划作战计划,还负责过军方档案处理。战败后,他被苏联俘虏,在西伯利亚关了四年。1949年被释放,随后消失在舆论视野。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五年后在香港“复出”,以商人身份活动。他开的公司表面上做香蕉和拖网渔船生意,实际上,他的动向始终笼罩在一团迷雾中。没人相信他是彻底洗白的平民,更没人敢忽视他的背景。 朝枝的行为似乎是在刻意引起中方注意。他不是偷偷摸摸在香港活动,而是每天高调出现在中粮门口。他像是在传递信号,更像是在测试反应。情报部门终于决定主动接触他。 一次早上,他照常站在门口高呼。中方一位处长走上前去,没有叫翻译,也没寒暄,直接用中文对他说:“朝枝先生,进来谈谈吧。”这句话说出的时候,朝枝脸上没露出惊讶,反而像早有准备。他点头,跟着进门,从此,一个意外的局面就此展开。 他们没有谈军事,没有问政治,而是谈生意。处长提出,中国渤海湾的对虾养殖即将扩大出口,希望找个日本进口商。朝枝立刻应声接下,要求独家包销权。他动作迅速,当天就发电报联系东京总部,很快拍板:对虾、香蕉、栗子等全套合作协议全由丸一商事包办,负责清关、销售与分发。 这个决定看起来只是生意,其实意义不小。当时中国大陆尚未与日本建交,多数贸易靠香港转口,朝枝等于在两国关系空白期,架起了第一道桥梁。 朝枝的执行力令人惊讶。他不仅联系上日本大型渔业集团,还把中方需求逐条翻译整理,迅速促成中日间第一笔正式对虾交易。日本那边对渤海湾出产的新鲜对虾反应极好,尤其是尺寸大、品相好,很快引爆市场需求。 不仅如此,他还促成了日本农产品向中国出口。像海带、香菇、干木耳这类食材,原本中国市场稀缺,日本本地又供大于求,双方一拍即合。他亲自跟进包装和定价,把中国消费者需求反馈给东京团队,重新调整配额。他不像传统商人那样求稳,而是主动压货、压价,用量冲市场,几个月就打下基础。 到了1957年,中日经贸还在探索阶段,朝枝的商业活动已经被媒体关注。6月18日,《南华早报》头版刊出新闻——东京丸一商事与中国签下价值120万英镑的大宗贸易合同。合同内容不仅包含海产品,还涵盖林果、粮油和副食品供应。这等于把原本试探性的“小打小闹”,迅速升级成稳定的大型合作。 消息一出,日本商界震动,不少大公司纷纷效仿进入香港市场,间接推动中日之间的民间经济交流。而中方也因此增加了对港澳地区民间渠道的利用,为后续的对外贸易打下基础。 从一个身份复杂的前军事参谋,到高喊口号的“狂人”,再到中日贸易的破冰推动者,朝枝繁春完成了惊人的转变。他既没有拿枪,也没有潜伏破坏,而是用高呼、用合作、用商业,完成了一次别样的“接触任务”。 没有任何协议,没有外交授权,却成功打开了彼此封闭的大门。他的行为究竟出于真心,还是带着另一种策略意图,没人说得准。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的出现和他的选择,让人不能不重视。 他选择高调出场,引起注意;他接受“谈谈”的邀请,借机谈生意。他像个演员,但舞台是真实的;他像个商人,却又清楚政治规则。他让自己成为一座桥,也让所有人看见——有些联系,不一定靠枪炮,有时候,一句看似疯狂的口号,可能就是开启一个时代的钥匙。
1949年,中航和央航在香港宣布起义,而曾经支持中国抗战的“飞虎将军”陈纳德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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