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次会议上，林徽因指着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的鼻子骂道：“我林氏满门忠烈，你又是 林徽因是中国建筑史上绕不开的名字，但提起她，很多人先想到的是她的诗《你是人间四月天》，或者她的感情故事，建筑学的成就反而被淡忘了。其实，她和梁思成在建筑领域的贡献，绝对称得上开天辟地。她1904年出生在杭州，祖籍福建福州，家里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林长民是民初的政治家，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叔父林觉民等人更是黄花岗起义的烈士，留下的《与妻书》至今读来让人动容。林徽因从小就聪明，写诗画画样样行，但她没走文艺路，而是选了建筑学这条硬路。1920年代，她和梁思成一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接触了西洋建筑理论，同时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回国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古建筑考察。他们跑遍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浙江等地，风餐露宿，爬山涉水，测绘了上千处古建筑。他们最牛的成果，是1937年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唐代的佛光寺大殿，打破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留存唐代木构建筑的说法。那时候，林徽因肺病缠身，梁思成腿上有旧伤，交通又落后，他们硬是靠火车、汽车、驴车，甚至步行，翻山越岭去考察。林徽因还亲自抄录古寺的梁柱题记，整理数据，写出了《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论文。他们夫妇俩测绘了2000多处古建筑，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无数空白，堪称国宝级的贡献。 除了研究，林徽因和梁思成还特别重视古建筑的保护。1948年北平解放前，梁思成连夜整理了一份《古建筑目录》，标注了北平的古城墙、牌楼、寺庙等文物位置，郑重交给党组织，恳求在战火中保住这些文化瑰宝。林徽因也在一旁核对资料，确保每座古桥古寺的数据准确无误。他们的努力让赵州石桥、佛光寺等珍贵遗存躲过了战乱。但谁也没想到，这些古建筑逃过了战火，却没逃过和平年代的城市改造。 1953年，北京启动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城建。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召集了一场关于古建筑保护的座谈会。他提出要把北京的牌楼全拆了，理由是牌楼挡交通、没路标作用、还曾是古代刑场，建议用欧式的铜像、喷泉取而代之。林徽因和梁思成参加了这次会议，坚决反对拆除。他们认为，牌楼是否影响交通，得看城市规划怎么设计，至于刑场的历史，不能作为拆除的理由，否则故宫也得拆。梁思成还举了苏联保护教堂的例子，说明传统和现代可以并存。但吴晗完全不听，坚持己见，双方争得不可开交。 会后，吴晗私下说林徽因出身低微，思想守旧。这话传到林徽因耳朵里，她气得不行。当时她肺病已经很严重，卧病在床，听到这话还是拖着病体去找吴晗对质。她提到自己家族的忠烈历史：祖父支持戊戌变法，叔父为革命牺牲，三弟在抗战中壮烈殉国。她掷地有声地质问吴晗的资格，警告拆除古建筑迟早会后悔。这番话让吴晗无言以对，但拆除计划还是没停下。 林徽因的家族确实有底气让她这么硬气。她出身福建侯官林氏，家里在清末民初就是当地望族。祖父林孝恂支持戊戌变法，父亲林长民是民初政治家，叔父林觉民等人是黄花岗起义的烈士，三弟林恒在抗战中牺牲于成都空战。林徽因自己也在抗战时展现了铮铮铁骨，面对日本侵略，她曾对幼子说宁可跳江也不受辱。这样的家族，这样的气节，让她在面对吴晗的轻视时，毫不退让。 尽管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反对声嘶力竭，北京的城墙和牌楼还是陆续被拆。地安门、崇文门、东直门等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化为瓦砾。林徽因的身体越来越差，肺病让她几乎无法下床。她常盯着窗外的北京城，攥着未完成的测绘图纸，叹息这些古建筑为何不能被好好保存。梁思成也在拆除现场，抱着城砖痛哭，感叹历史的无情。1955年，林徽因因病去世，年仅51岁。临终前，她拒绝吃药，像是在用沉默抗议古建筑的消逝。 2004年，北京市根据民国时期的测绘资料，复建了永定门城楼。重建的城楼外形和原来差不多，但用的现代材料和技术，少了那种历史的沧桑感，正如林徽因当年说的，成了“假古董”。梁思成晚年还在为文物保护奔走，写下了《中国建筑史》等巨著，但也无力改变城市改造的大势。他在1972年去世，留下了一生的遗憾。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努力，没能保住北京的古城墙，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和文化坚持，依然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