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6年，忽必烈攻破临安却下了道反常命令：谁屠城，诛九族！
那个江南初春，空气里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息。临安的百姓们紧握着简陋的武器藏身门后，心中充满对“城破即屠”这一蒙古惯例的恐惧，连宋恭帝赵㬎身边的宫女也暗自垂泪。
但城破的喧嚣过后，预想中的烧杀并未降临。取而代之的，是一队队佩带令牌的蒙古士兵穿街走巷，高声宣示：“大汗严旨：擅闯民宅者，斩！强取一物者，死！”军令如山，不容置疑。
并非无人试探这禁令的虚实。一位蒙古百夫长自恃身份，强闯一家绸缎庄夺走两匹名贵云锦。结果，他当日便被押至城头处以腰斩极刑，以儆效尤。
统帅伯颜的举动更显深意：他下令将南宋皇室太庙的祖宗牌位郑重移入军营供奉，并遣人给被俘的宋恭帝母子送去二十石白米以示抚慰。
更令临安人意外的是，负责接管这座前朝都城的，竟是一位精通儒家典籍的汉人官员——忽必烈特意从邢州调遣的张德辉。
这位官员甫一上任，便张贴安民告示：“赋税减半，旧有官吏留任原职。”城中秩序迅速恢复，连打更报时的梆子声都一如往常。
后来人们才知晓，远在开平（元上都）的忽必烈曾在帐中对其谋士坦言：“杀百人易，服百人心难。江南沃土，需的是桑麻繁茂，而非白骨成山。”
待到那年盛夏，临安城的茶肆中，茶烟袅袅，清香复起。街头的说书人开始讲述起“北主亦知尊孔崇儒”的新奇见闻。而此时，在忽必烈的案几之上，正摆放着江南新贡的香茗——这一杯清茶，其安定人心的力量，远胜于十万铁蹄的威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