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回乡探亲，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带领三百多老红军迎接，陈昌浩含泪说：“兵败祁连之事，我陈昌浩实在难辞其咎。” 他们是当年两万多西路军将士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二十多年的岁月风霜，早已将青丝染成白发，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却深深刻在每个人的生命里。 陈昌浩从车上下来，看着眼前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眼眶瞬间就红了。他没有先和老战友陈再道握手，而是朝着那三百多位老兵，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躬，太重了。重到他几乎直不起腰，重到在场许多铁骨铮铮的汉子，瞬间泪流满面。那一刻，所有的官阶、职务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西路军的指挥官和他的兵。 欢迎宴会上，酒过三巡，话匣子一打开，便再也收不住。陈昌浩端着酒杯，手抖得厉害，他环视着一张张面孔，声音沙哑：“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我对不住牺牲在河西走廊的两万多弟兄……”话未说完，已是泣不成声。 这句道歉的背后，是一段怎样惨烈的历史？ 1936年的秋天。我军三大主力会师，举国振奋。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的宁夏战役计划，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第30军、第9军、第5军，共计两万一千八百人，在陈昌浩和徐向前的率领下，西渡黄河。 当时的陈昌浩正值而立之年，是我军中最年轻、最耀眼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出身知识分子，却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凭借着过人的军事天赋和一腔热血，与徐向前等人一起，将红四方面军打造成了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铁军。 他曾亲自坐上我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向敌阵投弹，意气风发，前途无量。然而，黄河西岸的河西走廊，等待他们的不是通往胜利的坦途，而是一片死亡之地。 战局瞬息万变。他们渡河后不久，河东的国民党军迅速切断了东西两岸的联系，原定的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渡河部队被隔绝在黄河以西，成了一支孤军。 11月，组织来电，将这支部队正式命名为西路军，任务也从攻宁变为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远方。 一个创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如登天。河西走廊，地瘠民贫，群众基础几乎为零。而他们的对手，是马步芳、马步青的马家军。数万骑兵来去如风，对地形了如指掌。 西路军的战士们多是南方人，穿着单薄的军衣，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与装备精良、熟悉地形的敌人展开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杀。 古浪一战，红9军损失惨重，三分之一的兵力永远倒在了阵地上。高台血战，红5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三千将士壮烈牺牲。 董振堂这位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铁血悍将，在城破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弹尽粮绝，伤病满员，战士们用步枪对抗骑兵，用大刀对抗马刀，用血肉之躯筑起最后的防线。 1937年3月，兵败石窝山，陈昌浩和徐向前被迫决定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两万多英雄儿女，最终只有几百人辗转到达新疆，其余或战死，或被俘，或流落民间。 这场惨败，是我军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陈昌浩和徐向前化装成乞丐，才侥幸脱险。回到延安后，他因严重的胃病赴苏联治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异国漂泊生涯。 当国内的战友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不朽功勋时，他却在苏联的工厂、农场，甚至采石场做苦力。 后来，他重拾笔杆，从事翻译工作，主编了第一版《俄华词典》。从一个统帅数万大军的将军，到一个埋首故纸堆的译者，这其中的落差与心酸，又有谁能体会？ 1952年，他终于回国，被安排在编译局担任副局长。昔日的部下，很多都已是共和国的将军。在徐帅的家中，他向老战友们一一拱手致歉，那份发自内心的愧疚，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然而，四年后，西路军的失败让他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身体的病痛，加上精神的折磨，彻底压垮了这位曾经的铁血将领。 1967年7月30日晚，他吞下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