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本宪兵抓住了4名八路军，扒空他们的内脏，将他们做成了标本挂在了墙上。这是日本宪兵三尾丰在战犯管理所写下的回忆录，上面记载着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丧心病狂都不足以形容当时日军的残忍。 三尾丰是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一员，早年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专攻情报和审讯工作。1940年10月，他调到大连宪兵队，负责处理抗日嫌疑人。他的任务包括抓捕和审问，常常使用各种手段获取信息。在大连期间，他参与多项行动，逮捕多名当地人。沈得龙是大连黑石礁照相馆老板，同时是地下抗日联络人。他通过摄影馆传递情报，支持抗日活动。王耀轩和王学年在天津纺织厂工作，两人都是地下工作者，负责组织秘密活动和情报传递。 李忠善也是其中一员，参与类似任务。这些人背景普通，但投身抗日，面对侵略坚持抵抗。三尾丰在宪兵队逐步负责更多案件，指挥包围照相馆等行动，导致这些人被捕。整个过程显示出侵略方的镇压机制和抗日者的坚持。历史资料显示，三尾丰的角色直接导致了这些人的悲剧，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些事实。 1943年6月，大连宪兵队根据情报行动，逮捕了沈得龙。他在审讯中交代了下游联系人，导致后续抓捕。10月，天津行动中，王耀轩、王学年和李忠善被捕。他们被运回大连接受审讯。三尾丰负责审问，使用水刑、铁钉刺脚、烙铁灼烧和鞭打等手段。半年时间，这些方法轮番施加，但王耀轩等人未透露情报。 1944年初，四人被移交到哈尔滨的731部队。作为特别移送对象，他们被用于细菌实验。部队注射鼠疫等病菌，观察反应。未获情报后，部队进行活体解剖，移除内脏，制成标本悬挂实验室墙上。这种做法是731部队的常态，用于研究疾病效果。历史记录显示，731部队以人体实验为核心，涉及数千人受害，主要针对中国人，包括抗日人员。整个事件暴露了日军细菌战的规模，三尾丰的参与是其中一环。他在回忆录中承认了这些事实，强调了部队的残暴。 731部队成立于1936年，由石井四郎领导，基地在哈尔滨平房区，占地广阔，包括实验室和监狱。部队目标是开发生物化学武器，通过人体实验实现。受害者多为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被称作“丸太”。实验包括感染疾病、压力测试和武器试验。活体解剖是常见方法，常无麻醉进行，目的是观察器官变化。部队分支遍布中国，如南京的1644部队和北京的1855部队，总人员达两万。 细菌战不止实验室，还在野外投放，污染水源和食物，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历史估算，731部队直接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间接更多。三尾丰的移送行动是宪兵队与部队合作的例子，宪兵抓捕后直接送往实验。战后调查显示，这些实验数据被用于医学，但来源罪恶。部队运作高度保密，投降前销毁证据，但部分证言保存下来。 日本投降后，731部队拆除设备，焚烧文件，将标本投入松花江。许多成员逃脱，石井四郎等高层获美国豁免，交换实验数据，回国后进入医学界。制药公司如绿十字使用这些知识，生产血液制品，但引发感染问题。三尾丰被苏联俘虏，送西伯利亚劳改五年。1950年遣返中国，关押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写回忆录，记录罪行。管理所教育战犯认罪，他参与改造过程。 1956年特赦释放，回日本，继续公开忏悔。1997年，他出席731部队证言会，讲述事件。其他前成员如汤浅谦和筱塚良雄也提供证言，承认活体解剖。战后，日本政府迟至1988年承认事实，但未正式道歉。中国通过博物馆和教育传播真相。历史研究显示，这些罪行影响深远，提醒国际社会警惕类似事件。 三尾丰的回忆录不只是个人记录，还提供了731部队罪行的证据。他描述了移送过程和实验细节，强调了受害者的坚韧。战后，他的忏悔包括与受害者家属会面，如1995年与王学年儿子王义炳见面，承认罪责。这种面对历史的态度虽晚，但有价值。相比之下，许多前成员隐瞒过去，融入社会。日本医学界受益于实验数据，但来源被掩盖。中国学者如吕晶和王萌研究这些事件，公布档案。这些资料帮助人们理解战争的代价，避免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