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19岁男孩初到上海找工作，人生地不熟，在虹桥站打车时与司机私下谈妥100元车费。到目的地后，男孩付款时手指一滑，100元变成1010元转出。男孩发现时，出租车已走远，慌忙通过支付记录留言追讨，但消息如石沉大海。之后，男孩在堂弟陪同下报警，却仅获知车牌号，无其他信息，维权无门，产生了轻生想法。6天后，男孩找了个偏僻之地结束了自己生命，家人在苏州山林找到他的遗体，身旁倒着敌敌畏药瓶，生前最后留言是：“我喝了半瓶敌敌畏，过几天再和家里人说吧。”家属悲痛之余，一纸诉状将司机告上法庭，索要多收的910元。法庭上，司机始终未现身，也未还钱道歉。 据悉，2025年3月29日傍晚，暮色笼罩上海虹桥站。来自河南鹤壁的19岁郭明（化名）拖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对大城市生活的憧憬与初来乍到的茫然走出站口。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本计划投奔在浦东新区打工的堂弟，寻找一份工厂的工作。 人流如织的出站口，各种揽客声此起彼伏。略显无措的郭明与一名运营车辆司机张强（化名）私下谈妥了车费100元，目的地是浦东新区宝佳苑小区附近。 据家属描述，郭明性格内向，家庭经济拮据，父母年迈多病，此行承载着补贴家用的期望。 车辆抵达目的地，支付环节发生了改变郭明命运的致命失误。他本应扫码支付100元，却因操作疏忽，在金额栏输入了1010元并完成了支付。 等郭明反应过来，车辆已扬长而去。他立刻通过微信支付凭证自带的留言功能，焦急地向司机张强发出信息：“你好我这边付多了，能不能退回来。”但这条信息如同石沉大海，始终未得到任何回复。 接下来的几天，这笔意外损失的巨款成了沉重的枷锁。内向的郭明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焦虑，据堂弟回忆，他整日沉默寡言，无心寻找工作。 3月31日，在堂弟陪同下，郭明前往派出所报警。警方核实后提供了司机张强的车牌信息，但表示因属民事纠纷，无法强制介入退款。 4月3日晚，哥哥郭峰接到堂弟紧急电话，得知郭明失踪并流露出轻生念头。郭峰次日清晨便从河南老家奔赴上海。 家属与警方调取监控发现，郭明已前往苏州，其曾在此短暂打工。历经近6天揪心搜寻。 4月9日晚，噩耗传来，郭明的遗体在苏州穹窿山被游客发现，现场遗留一个“敌敌畏”农药瓶。法医推断其死亡时间为4月6日凌晨3时许。 后续，家属从郭明同学处得知，其曾在4月6日凌晨4点左右发送过两条模糊不清的10秒语音。反复辨听后，家属心如刀绞地确认了语音内容：“我喝了半瓶敌敌畏，过几天再和家里人说吧。” 林家人处理完后事，试图联系司机张强，但仅打通一次电话，在陈述事情原委及弟弟死讯后，对方沉默挂断，此后再无法接通。 2025年4月16日，家属委托律师以“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为由，将司机张强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多收取的910元车费。 7月16日案件开庭，被告司机未到场，电话持续关机。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 1、司机多收91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民法典》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 本案中，郭明上车后，与司机口头约定车费100元，两人就成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司机有义务将郭明送到指定目的地，而郭明在达到目的地后，应当支付车费100元。 然而，郭明因为误点了金额，将100元支付成1010元，司机多收910元。 司机对多收的910元既无合同约定支持，亦无法定理由，如小费、附加服务费等。 而司机之所以可以多收到910元，是因为郭明误操作，郭明因此直接导致财产损失，司机获利，两者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司机对910元构成不当得利，依法负有全额返还义务。即便司机未到庭抗辩，法院亦可依证据直接认定。 2、司机是否需对郭明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从条款来看，侵权责任需满足 行为违法性、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四要件。 本案中，司机未退款行为属于不当得利，无疑具有违法性，而后续未回应留言行为，也是不诚信的行为，存在一定过错。 但是，郭明已经19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杀是其自主决定的极端行为，司机未退款和自杀无必然因果关系。 司法实践中，经济纠纷中，若行为人无教唆、胁迫、侮辱等积极侵害意图，一般不认定对自杀担责。 郭明之所以会这样做，主要还是因自身心理承受能力、家庭经济压力、未寻求有效救济等导致。 司机可能存在的过错，但未达到侵权法要求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标准，其也无法预见到乘客郭明因900元损失自杀。 因此，司机不需要对郭明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 对此，大家怎么看？男生错付1010元车费 索要无果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