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女飞行员刘晓莲在驾驶飞机爬升至700米时，突然被一架歼击机撞击，伴随一声巨响，机组人员全部昏迷，飞机失控急速下坠，就在这时刘晓莲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能走到这一步，刘晓莲的路比常人难上十倍。1965年，16岁的她瞒着家人报名参加空军招飞，体检时被查出有轻微的晕车史，招飞军官皱着眉说“姑娘家，空中颠簸可比晕车厉害百倍”，她却梗着脖子说“晕车能练，飞天上的本事更得练”。 那时候全军女飞行员本就少，运输机驾驶对体力、技术的要求又高，男飞行员练10小时，她就加练到14小时，别人休息时她抱着飞行手册啃，机舱里的操纵杆磨破了手心，就缠上纱布接着练，直到手掌结出厚厚的茧子，能精准摸到每一个按钮的位置。 成为机长前，她飞过5种机型，累计安全飞行1800多小时。战友们说她有股“轴劲”，一次模拟发动机失效的训练，她连续练了27次，直到能在30秒内完成应急操作，教官劝她“差不多了”，她却摇头：“天上可没有‘差不多’，差一秒就是人命。” 这份较真，让她在28岁就评上特级飞行员，成了空军里的“独一份”——那时候全军特级飞行员本就稀缺，女性更是凤毛麟角，不少人私下议论“女人当机长，能镇住场子吗”，她从不辩解，只在每次飞行后把机组日志记得密密麻麻，连细微的气流变化都标得清清楚楚。 1982年那天的撞击，来得毫无征兆。安—26刚爬升到700米，机身突然像被巨锤砸中，驾驶舱玻璃瞬间碎裂，狂风裹着碎片灌进来，刘晓莲只觉得眼前一黑，额头重重磕在仪表盘上。 等她猛地睁开眼，飞机已经倒扣着往下坠，时速超过600公里，耳边全是金属扭曲的尖叫。副驾驶和机械师趴在操纵台上一动不动，鲜血顺着额角往下流。 她顾不上额头的剧痛，左手死死抓住操纵杆——平时熟悉的操纵杆此刻像疯了一样乱抖，右手摸索着按向应急供氧阀，喊出来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醒醒！都醒醒！” 没人回应。她眼角的余光瞥见高度表，指针正疯狂指向“0”，700米、500米、300米……地面的房屋像积木一样扑面而来。 后来她在回忆录里写，那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飞机摔在机场附近的村子里。” 安—26是运输机，满载着物资和人员，一旦坠向村庄，后果不堪设想。 她咬着牙猛地向右压杆，试图改平机身，手臂上的肌肉绷得像铁块，伤口裂开的血滴在操纵台上，和油渍混在一起。就在机身快要擦过树梢时，副驾驶突然哼了一声，她吼道“拉左舵”，两人一左一右较劲，飞机终于摇摇晃晃地擦过一片农田，重重摔在河滩上。 等救援人员赶到时，刘晓莲正跪在地上给昏迷的机械师做人工呼吸，手上、脸上全是血，却死死盯着机组人员的胸口，看有没有起伏。 后来检查发现，她的颅骨轻微骨裂，三根肋骨骨裂，可在飞机坠地前的90秒里，她硬是凭着本能和多年的训练，把坠机地点从村庄引向了无人的河滩，保住了地面群众和机组的性命。 有人说她是“奇迹”，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哪有什么奇迹？不过是17年飞行生涯里，每一次训练都不敢偷懒，每一次应急演练都当成实战，才让她在昏迷后能瞬间清醒，在剧痛中能准确摸到操纵杆的位置。 那个年代，女性想在空军闯出一片天，光有热情不够，得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才能让“女机长”这三个字不被质疑。 她为什么能在生死关头想到“不能摔向村庄”？是刻在骨子里的飞行员守则，还是女性天生更敏感的共情力？或许两者都有。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她16岁说“飞天上的本事得练”时，就已经把“责任”二字，和操纵杆一起攥进了手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