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37年，李德以“无法适应延安的生活”为由想返回苏联，毛主席好言相劝道：“听说苏联正在搞大清洗运动，你若在这个风尖浪口回去，弄不好还会有生命危险，希望你三思而后行！”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早年间参加过一战，后来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过，军事理论看起来还挺扎实。 1933 年，他来到中国江西苏区，当时正值第五次反 “围剿” 的关键时期，那时，年轻的博古对军事一知半解，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崇，加之两人 “左” 倾思想基础的一致性，博古赋予了李德极高的军事指挥权，得以列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会议，深度参与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与制定。 但是李德到了苏区后，却完全按照苏联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来办事，忽略中国和红军的实际情况。 在打仗的策略上，他放弃了像毛泽东他们那样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而是选择了阵地战，主张“把敌人挡在国家大门外面”，进行“短时间、猛烈的攻击”。 就拿广昌保卫战来说，当时彭德怀等将领反复陈明利害，告知广昌难以固守，如此打法会让红军遭受重创，可李德不听，执意命令红军以堡垒对堡垒，与数倍于己的敌人硬拼。 之后又在长征初期指挥失当，导致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折损过半，处境危急。 湘江一役，更是鲜血染红了江水，让红军遭受巨大损失。 虽然李德在指挥上有很大漏洞，但他也为我国革命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 长征途中，尽管他已失去主要指挥权，但始终坚持随军前行。 作为德国人，他语言不通，与红军战士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差异巨大，却从未因艰苦环境退缩，翻 雪山、过草地时，他扛着沉重行李，穿着不合脚的鞋子，和普通战士一样跋山涉水，没人特殊照顾也从未掉队。 在延安时期，他虽然不再参与军事指挥，却主动承担起翻译和资料整理工作。 当时革命队伍急需理论支持，他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将一批共产国际的文件、军事理论著作翻译成中文，为红军干部学习提供了便利。 此外，他在苏联和东德期间的后期工作也有积极意义。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投身军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参与反法西斯战斗，战后在东德从事翻译工作，将共产主义经典著作译成德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德语地区的传播发挥了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的经历从反面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其机械照搬外国经验导致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结合国情的重要性，间接促进了 “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巩固，为后续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提供了历史镜鉴。 后来在1939 年，李德得到了回国机会，于是他告别延安，回到了苏联。 然而当时苏联正处于大清洗时期，他因在中国的错误指挥接受审查，但好在周恩来等同志的斡旋，他最终仅受到警告处分，之后便被安排做军事史研究工作。 1974 年，李德在保加利亚度假时因病离世，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