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贺龙请主席为部队干部讲话。看看毛主席穿的：补丁粗布、单薄透寒；再看看蒋总统穿的：绫罗绸缎、金章银线、提溜噹啷。 1937年，贺龙请毛主席给部队干部讲几句话，当时部队条件艰苦，许多战士穿着破棉袄，裤脚还打着补丁。 主席一到，气氛陡然安静下来，可在众人眼中，最先注意的不是他讲了什么，而是他穿了什么——中山装是旧的，领子那一圈明显是另缝上去的，袖口也和衣服本身不是一块料子，略略泛着黄。 那其实不是真正的衬衫，只是两块布——一条“活动领”，一双“活动袖”，看着像是有衬衣，其实里头啥都没有，风一吹，布底空荡，衣角拍得啪啦响，透着寒意。 这身行头，在蒋委员长那头是看不见的，那边是西服革履，胸口别着一串熠熠发光的勋章，腰间细带上银扣锃亮，脚下皮靴提溜作响，光是看这穿戴，就能感受到两个世界的温差。 可毛主席向来不在意这些，他说：穷不可怕，讲排场才吓人。 那个年代，布票紧张，能穿上件整衣服已经不容易，普通百姓常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毛主席也一样，只不过他是领导，是代表全党全军的形象，身上哪怕多一个补丁，都会被人看见。 可他不避，甚至从不躲着穿，那套活动领袖，就是他在许多重要场合穿的东西，接见外宾、出席会议、参加晚宴，别人是西装革履，他是中山装套“假领子”，站在人群中，衣服不够挺，但人够硬气。 这种做法可不是一次两次。 1949年，毛主席住在香山双清别墅，有一天要见张澜先生，他让李银桥给他找件像样的衣服穿，理由很简单：张老是位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见面得体面些。 李银桥满屋翻，挑了半天，脸都红了，也没找到一件没补丁的中山装，他急得不行，说主席您要不凑合下？ 毛主席摆摆手，说：“咱们是穷秀才进京赶考，衣服旧不怕，就怕人心不正。”结果见张澜那天，他穿的还是那件打着补丁的衣服，补丁就落在胸口，明晃晃贴着。 张澜看到那一身，没觉得寒碜，反倒起身握了握手，脸上的神色多了几分钦佩。 那不是客套，是看得见的敬意。 毛主席穿衣是讲究过的，但不是讲究新旧，而是讲究场合与态度，他会要求穿整洁些去接人，可不会为谁特别添置新衣，他说过：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该比老百姓穿得讲究。 他不是说说而已。 从1953年到1962年，据身边人回忆，他几乎没做过一件新衣服，旧衣服破了就补，补了又穿，穿到哪怕再补都遮不住洞口，才肯扔。 他那件睡衣，打过七十多个补丁，毛巾被，也缝补了五十多处，能想象吗？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晚上睡觉裹的被子还打着厚补丁，不是他没有新被子，而是他不肯换，他说：“现在国家还穷，很多群众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我能光鲜亮丽吗？我这一身，算好的了。” 北京的冬天刺骨，他的毛裤破得不成样子，警卫员说给您换一条新的吧，他还是摇头：“缝缝能穿就行。” 有时候外人看不懂，觉得是不是太苦了，太不近人情。 可毛主席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也不是为了显摆艰苦朴素，他穿打补丁的衣服，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国家从哪儿走出来的，他从长征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从洞庭湖边、井冈山上扛过枪、挨过饿，他知道节省一尺布就是节省一次后勤运输，节省一件衣服就是给战士多一件保暖。 那些年，他一直念着一句老话：“成由勤俭，败由奢靡。”讲的是国家的兴衰，也讲的是人的规矩。 他怕什么？怕的是刚富点就忘了穷日子，怕的是干部穿得光鲜了，心却变得空了，他说过一句特别有分量的话：“没有条件时不讲究，好做到；有了条件还不讲究，难做到。共产党人要做难做的事。” 这句“难做的事”，在很多人眼里是政治口号，在他这儿就是穿衣吃饭睡觉的每一刻，他不是不喜欢好东西，也不是刻意要苦自己。 他只是觉得，做得越大的人，越得克制，他把那种克制做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不摆阔、不铺张、不讲派头，他要大家从他这里看见一条线：不能脱离群众，不能以权谋利，不能把好日子变成作风的滑坡。 时间久了，身边人都习惯了他的那几件衣服，那件补了又补的灰色中山装，那双穿旧了仍打补丁的布鞋，还有那条褪了色的围巾。 工作人员想给他换新的，他拒绝；群众送来好料子，他也不收，他说：“这料子我穿不起，也不该我穿。” 就这样，一个国家的领袖，一年又一年地穿着同一批衣服，不是没人劝他，也不是没人讥笑，可他始终如一。 新中国建起来了，物资慢慢好转了，他还是坚持那一套，不是他不知变通，是他觉得这份节俭本身就是制度的一部分，是一面旗帜。 那些衣服后来被好好保存了下来，活动衬衫领、袖现在还陈列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柜里，颜色已经泛黄，领子有些发皱，布料也不再挺括，可它仍旧立在那儿，像是还有温度。 没有文字解释，没人加旁白，可每个看的人，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时代的标记，是一位领袖的作风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