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高志远被萧克以“勾结吴佩孚，想要去给敌人当叛徒”的罪名处决，而这一行为也使得宋时轮、邓华等相继离开萧克。 高志远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人物。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家乡河北乐亭一带就已拉起抗日队伍。那会儿日军刚占领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变卖了家里的田地，买了十几条枪，带着乡亲们躲在芦苇荡里，趁夜摸进日军哨所夺弹药，把粮食分给挨饿的百姓。 瞧瞧高志远！为了打鬼子，自家祖传的地都能卖了换枪！带着乡亲钻芦苇荡，吃风喝露，黑灯瞎火里敢去捅鬼子哨所！枪子儿不长眼，他为的啥？是真恨日本鬼子，是看不得乡亲受难！那股子敢拼命的劲儿，实打实从血性里冒出来的。这像要当汉奸叛徒的样子？谁信？他要是图富贵，何必散尽家财过刀头舔血的日子？窝在家里当地主不比这舒服？ 忽然扣上顶“勾结大军阀吴佩孚想叛变”的大帽子！咔嚓就给砍了？快得很啊！这事儿透着一股邪气。最大的窟窿在哪？证据呢？真凭实据亮出来了吗？高志远通吴佩孚的书信有吗？跟鬼子暗通的证人证言呢？啥都没有！一句指控，一条人命就没了。这是锄奸还是草菅人命？ 冀东那块地界儿，乱得很！日军重兵围剿，国民党残部、地方实力派、各色武装鱼龙混杂。高志远拉起的是民间武装，为了生存为了打鬼子，说不定真跟吴佩孚旧部什么的打过交道碰过头。可碰过头、有过“勾结”的迹象吗？就算有迹象，就铁定是要投敌叛变吗？在敌后复杂到不能再复杂的形势下，这种“接触”怎么算、怎么定性？光靠怀疑？就能把脑袋砍了？处置手段是不是太糙、太狠、太没把人当人了？连个像样的调查、公开的审判都不给？ 萧克司令下这道命令，有他的难处。环境太残酷，奸细搞不好混进队伍里，确实得防着。杀高志远，可能是想立威，是想用雷霆手段震住可能不稳的势力。可手段用岔了！寒透了多少人的心？宋时轮、邓华这些猛将，能打仗能抗日的硬骨头，为啥扭头就走了？看不下去！心寒了！用这种对待自家同志的方式，对付一个曾经毁家纾难的民间抗日本地领袖？同志们不怕牺牲，就怕不明不白死在自己人的刀下，连句像样的辩解都说不出口！ 说一千道一万，高志远案就是笔糊涂账！是个惨痛的教训。它暴露了根据地建设中一个刺眼的硬伤——在极度高压和猜疑的环境下，如何保证锄奸反特运动的程序正义？如何防止以“纯洁队伍”的名义进行可怕的清洗？革命需要铁的纪律，铁的纪律难道不该包括给同志一个申辩、查证的机会？锄奸锄到自己忠心抗日的骨干头上？这是大成功还是大失败？高志远的热血，到底洒在了抗日前线，还是白白泼在了革命队伍内部猜忌的阴影里？历史的尘埃盖不住这层疑问：英雄血，不该以这样的方式，溅于同志之手。
